木亭中,仲逸才落座,便要回答朱载垕一连串的三个问题。
“西北多旱少雨,今年开春尤甚,上个月,下过一场春雨,但雨水太少,只能润湿地面薄薄一层。下官返京时,当地耕农大多还未播种”。
仲逸据实禀奏:“若百姓们不种地,几乎再无其他收成。如种茶、养蚕制丝,气候所致、水土不服;瓷器、木制品、酿酒,这些又不成规模”。
不用说,朱载垕问的庄稼收成如何?当地百姓生活如何?皆是否定答复。
“至于民风,西北人性情豪爽,做事实诚,能吃苦耐劳,也愿帮助亲朋四邻”。
仲逸继续道:“只是如此辛劳一年,日子却依旧过的疾苦,下官深有感触”。
仲逸刻意没有提到大煤矿与税赋两项,不过二位钦差到京后,朱载垕必知晓此事,而他所问的三个问题当中,也似乎并未涉及这两项。
至少,没有明确指出。
大煤矿不靠天吃饭,无论干旱多雨,谈不上收成,因大煤矿而改变生活的,只有三边镇,以及该县的百姓,其他临县甚少。
大煤矿,还波及不到整个榆林府,甚至西北。
三边镇附近的民情,不是整个榆林府,也不是整个西北的民情。
如今,大煤矿之事已闹到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当地衙门不敢轻易行事,苦力各自逃散后,也再无人敢抓回去。
毫无疑问,三边镇那些做买卖的人,会渐渐离去,没有苦力与打手维持生意,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大煤矿暂时得以控制:至少没有人再抓苦力,更没有人拿皮鞭抽打他们,这些人回到各自住地后,还可以耕种田地。
至于查出背后的官吏,那是朝廷的决断,与百姓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已可以正常生活。
这仅仅是大煤矿,而整个榆林府,甚至陕西布政司,百姓疾苦的症结,并未解决。
这么大的一件事,从长计议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部署,先要得到朝中更多人的支持,才是真的。
不用说,获取朱载垕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
话题既已抛出,就看他怎么接了。
咳咳,大概是干活累了,朱载垕身子向后靠住,举起茶盖,轻轻压着浮起的茶叶。
这副神态,才是真正的‘品茶’。
这个茶不难品:对仲逸而言,王爷就是王爷,皇帝就是皇帝,即便是储君,也无法真正代表朝廷。
朱载垕不是朱厚熜,有些事儿,还是不能向他禀报。
而在朱载垕看来:仲逸这位翰林院的侍读,是在高拱走后才来的王府,而关于这位仲大人,朝中早有传言:他是父皇的人。
对仲逸的身世,朱载垕也曾派人查过,但结果却没有多少发现:祖籍山东济南府,当年发了一场大水,当地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仲逸的父母也无从查起。
后来,在蠡县县衙,仲逸做了知县樊文予的幕友,再后来到了京城,捐纳入国子监,取得国子监监生身份,科举高中,最后进了翰林院。
至于若一当铺,有袁若筠和樊文予的协助,仲逸已妥善修改记录,按照上面显示的记录来看:这个当铺刚开业时,就登记在老姜头名下,后来到了罗英名下。
因罗英之前在蠡县做过差役,后来由他兄弟顶了差事,樊文予到刑部后,便帮助罗英在京城落脚:先做了当铺伙计,后来自己将店盘下,做了东家。
当然,盘点所需的银子,皆是以罗英的名义付的,为此,仲逸还专门为罗英想好一套说辞:说他将家中一只祖传古董卖了,花光所有积蓄,甚至向亲友挪借等。
修改记录,发生在罗龙文离京后,仲逸入国子监前。
那个时候,仲逸还只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但有袁若筠、樊文予,甚至外叔公文泰的协助,能量就大了许多。
如此,要完全换掉一个当铺的记录信息,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如此一来,朱载垕查到的结果却是:在仲逸初来京城时,只是协助樊文予做些类似幕友的事儿,连住的地方都是租的。
到翰林院以后的经历,朝中几乎人人得知:仲逸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督办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回京后,他便成为翰林院七品编修。
后来,鞑靼军直逼京城,仲逸以编修身份领钦差副使,负责与鞑靼军谈判,并去大同核查仇鸾指挥战事始末。
返回大同时,因与一个抚琴女子同居一室,仲逸被押入大牢,但很快出狱,且成为翰林院六品侍读。
这两次非比寻常的经历,才让人们有了这样的说法:仲逸这个小小翰林的身后,站着的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如果没有破格重用,此时的仲逸,恐怕还是个小小的庶吉士吧?
而能做到如此大手笔的,除了皇帝,还能有谁?
这种情形下,朝中流传的说法,不得不信。
之前,在裕王府的侍读是高拱,如今他已领了新的差事,偏偏在这个时候,仲逸入了王府,做了侍读。
朱载垕,岂能不下一番心思吗?
他这位千岁爷,在小小翰林院侍读面前,同样是有所保留,甚至忌惮的------忌惮他身后的那个人。
真费劲……
“那里有个叫大煤矿的地方,你去过没有?”。
朱载垕知道: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已有了答案,而大煤矿才是重点所在。
这个结果不难预料,说起榆林府的事儿,就会说起大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