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战，已经是如箭在弦。
尽管有着很多的顾虑、忌惮、隐患以及很强的反对声音，但“继续对支那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是日军高层的普遍决心和不容更改的决断，只是，“继续对支那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否等于“攻打南京”，这一点在日军高层内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促使日本军方决定在中国战场上继续进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中日两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完全谈崩了，双方底线相差极大，根本就无法取得一个平衡点。日方的条件是（其实是日本军方的要求，日本内阁还是愿意降低要求的，但不敢违逆日本军方的意思）“日本必须要获得上海市以及华北二市三省（北平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的实际控制权”，中方的条件是“把态势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并且日军全面撤出华北和上海市（七七事变前，日军有权在华北和上海市驻军，也就是华北驻屯军和驻沪特别陆战队）”，换句话说，中方可暂时性地默认“日本对东北四省（伪满洲国）和台湾地区的实质性控制”，但“不允许日本染指中国关内地区”，并且中方不会承认伪满洲国，更加不会向日本公开乞和、道歉、赔偿。
同一件货物，卖家开价十万，买家只开价一千，自然而然，不管怎么谈都是没结果的。双方唇斗舌战了一个月，尽管充当调停人的德国政府在中日之间使尽浑身解数，但中日双方最后还是在浓烈的火药味中不欢而散。
既然谈不拢，那就继续打了。
具体怎么打？日军高层内展开了激烈争执，总体而言，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从长远角度出发，断然舍弃目前有利于日本的战争形势，拿出“真正的诚意”跟中国议和停战，放弃日本用武力在中国关内地区获得的占领区和利益，把日本在华势力全面退入并维持在东北四省和台湾地区，一方面继续经营已有的东北四省和台湾地区，一方面拉拢利诱中国，把中国变成在各方面都极度依赖日本的“仆从国”以及“日本的资源供应地”“日本的商品倾销地”，不以武力强占中国，以战略、政治、经济等软手段控制中国，把中国绑上日本战车，从而使得日本既能获取中国的资源又能避免陷入中国战场泥潭里，继而再积蓄力量、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第一大敌美国和第二大敌苏联，并且，日本还可以通过跟中国议和停战并拉拢中国而实现日本跟德国进行结盟的双重战略目的；
中策：放弃攻打南京，对南京施行“围而不打”战术，拟定以二三个师团包围住南京，封锁进出南京的所有水陆通道，在南京城外二三十公里处构建防御性阵地，深挖壕、高筑墙，以守代攻、长期围困，再以二三个机械化或摩托化独立混成旅团在南京城外进行机动性作战配合以防止南京城守军进行反击或突围，随后，华东日军和华北日军展开全面的“齐头并进”，华东日军全力向苏北、皖南、浙北、鄂东、赣北等地进行拓展式进攻，扩大华东日军的回旋空间，华北日军在进行加强后全力由北向南，联合华东日军展开南北夹击，拿下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使华北华东占领区连为一体，占领中国最为富庶发达华北和华东，继而再对华南进军，攻占海南岛、雷州半岛以及广州、福州、厦门等中国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彻底断绝中国的对外通道，完成以上步骤后，日本改变军事进攻手段，使用政治诱降和经济打击的方式摧毁退入中国西部地区的国民政府，同时再积极地经营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慢慢地拖死、耗死、困死国民政府，拉拢并扶植国民政府内部的反蒋势力，最终达成或消灭或颠覆或迫降国民政府或导致国民政府在山穷水尽中自我崩溃瓦解的目的；
下策：攻打南京。
在日军高层内部各执一词的激烈争执中，赞同“上策”者非常少，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吐出已经到嘴的肥肉，更何况日本军部里的赳赳武夫们或多或少都有一股骄横的傲气、狂气，选择“上策”在他们看来等于低头认输，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并且，他们也不认为“帝国会陷入支那战争泥潭里”，“事情哪有那么严重！石原莞尔根本就是在危言耸听！帝国有可能在三个月内无法征服支那，但在一年内征服支那则是绰绰有余的！石原莞尔简直是畏惧支那，可笑至极！帝国若连支那都畏惧，还怎么击败美国和苏联？”这是日军高层里很多人的看法。中日政府通过德国的渠道进行谈判，勉强算是日本军方对“上策”的一点尝试，“停战可以，但支那必须把华北二市三省和上海市都交给帝国！否则，帝国军岂不是白白地死伤了那么多忠勇将士？不让帝国获得足够的利益，帝国又怎能接受支那的乞和？”杉山元大将这样说道。
随着中日谈判完全破裂，“上策”彻底地被日本军方放弃了。
赞同“中策”的日军高层有一些，但也不是很多，为首者就是石原莞尔，“既然抛弃了上策，就必须要选中策！否则帝国真会陷入危险境地的！”他反复呼吁，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赞同他的人主要包括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第四军司令官畑俊六中将、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石原莞尔的好友、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也很支持“中策”，但反对者人数是支持者的好几倍，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军事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