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就骂吧！”蒋纬国对此想得很开，他以唾面自干的心态面对国内的抨击舆论，“给国家弄到钱就好！”
为了发展经济多赚点钱，蒋纬国算是把他“天书”里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对于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蒋纬国指示“进行包装、加大宣传”，提供附加值等一系列措施带动出口。另外，蒋纬国又筹建了“中国医药总公司”，以中德研制很久的青霉素为主的消炎药为主打产品进行出口，青霉素是此时人类唯一掌握的消炎药，因为宝贵，所以价格高昂，通过这个，蒋纬国确实赚到了很多钱，他下令青霉素出口售价都是造价的五十倍以上，完全是垄断经营。除此之外，蒋纬国在南京会战期间曾使用过大棚技术来培育农作物和蔬菜瓜果，此时也进行大力推广和普及，一来可以充分使用农村的劳动力，二来可以增加农业产量，三来可以进行反季节的农产品出口，其中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高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刺激市场经济的活性和生命力，蒋纬国没在国内搞商业垄断经营，除了兵工厂和印钞厂，普通人可以开绝大部分跟政府一样的企业，比如邮政业，政府开办邮政局，普通人可以开办快递公司，从而“官民竞争、互相督促”等等。
7月7日，七七事变两周年这天，舒国生亲自来找蒋纬国，向蒋纬国汇报秘密报告：
“丘吉尔，死了。”
蒋纬国感到浑身一冷，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半晌后缓缓地问道：“怎么死的？”
“车祸。”舒国生回答道，“刹车失灵，在一个急转弯路口一头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毁人亡，一根钢管刺进了他的心脏，这让他当场丧命，司机随后在医院里也重伤不治而死。”
蒋纬国点起一根香烟，狠狠地抽着：“有没有留出什么蛛丝马迹？”
“没有。”舒国生回答得非常肯定，“欧洲分局英国组为这起暗杀策划了足足两个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伦敦警方已经结案，认定是意外事件。”他开了一个玩笑，“就算福尔摩斯来调查，也查不出什么的。”
“做得好。”蒋纬国点点头。
舒国生离开后，蒋纬国喷出一口烟：“丘吉尔死了...被我派人暗杀了...二战三大领袖（如果加上蒋介石，就是四大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就这样死了...”他叹口气，“但愿英国政界里没有比他更精明更老辣更铁腕的人取代他当英国的战时首相。”
蒋纬国在华北忙得四脚朝天，蒋介石在南方也忙得不可开交。
和平了，蒋介石在南方肯定也搞建设和发展的，但这些都被他交给他手下的那些官员，他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放在了他最迫切最擅长也是“最热衷”的一件事上：铲除异己。
此时的中国除国统区和日占区外，还有实力强弱不一的七股地方势力：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西北三省的马家军、被英国渗透和半控制的西藏、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外蒙古乔巴山、被苏联扶植和支持的新疆盛世才，实际上还有第八股，四川的川军。
中日议和停战让蒋介石抽出了手，自然可以好好地对这些地头蛇下刀了，首先下刀的就是刘湘死后陷入四分五裂的四川派系。刘湘去世后，四川形成了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杨森、刘文辉五大实力派争雄的局面（刘文辉的地盘是西康，西康刚建省，本来也属于四川，所以刘文辉仍然可以被视为川军内部派系之一，另外，西康位于原四川省的最西部，还包括一部分藏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刘文辉虽然被排挤出四川本省，但一直想卷土重来）。五人争权夺利，想要成为第二个刘湘，导致四川四分五裂，正好给了蒋介石入主四川的大好机会。刘湘出川参加抗战时把四川政务交给他的心腹副手王缵绪处理，刘湘去世后，王缵绪想继承刘湘“大位”，蒋介石对其进行了拉拢并任命他继任省主席，王缵绪随即“整顿四川”，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因此而遭到四川其它实力派人物的反对，所以他进一步地投靠蒋介石。中日议和停战（第一次）后，由于蒋介石对地方军“卸磨杀驴”，导致地方派系产生很大的危机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穿针引线下，王缵绪、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四川实力派与龙云、李宗仁在成都秘密签订了“川桂滇康四省军事、政治、经济实行全面合作的盟约”，组建“西南川桂滇康四省联盟”（西南联盟/四省联盟）联合抵制蒋介石对地方派系的肢解、分化、吞并。会议上，白崇禧说道：“日本人打进来，对老蒋来说其实是好事，正是他打着抗日救国、民族大义旗号进行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大好机会，我们为国家卖命，出生入死，蒋介石却在背后捅我们的刀子，我们抗日，死伤无数、损失惨重，蒋介石却趁机削减我们的部队番号、裁撤我们的部队编制并且一毛不拔，既不给地盘也不给大洋，只发给我们不能吃不能喝的勋章，蒋介石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我们还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就会被老蒋逐个击破，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就是我们的下场！所以，我们要抱成团！精诚团结，合力对抗老蒋，才能不被他铲除！”他又分析道，“东北被日本人占领着，华北现在是小二蒋的地盘，老蒋手里已经有华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