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登赞同道：“是的，这是我们目前稳定远东的最好的办法。”
中国对英开战但不宣战，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政治策略。说到底，英国亡不亡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那是德国的事，中国需要的只是英国的殖民地，考虑到英国不足为虑，但其背后站着一个美国，所以秉着“打狗也要看主人”的原则，中国既然不想跟美国交恶，自然无需跟英国彻底变成敌国。不宣战，同时又不能不宣而战，所以蒋纬国让顾维钧前去下达“开战通知”。武汉的军委会高层会议上，关于“打英国人之前要不要先通知英国人”这个问题，虽然有高层觉得不要通知，直接下手，打英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更多的高层还是倾向于“先礼后兵”，这倒不是迂腐，而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不通知就打，本身就是违反道义和战争法的，是不宣而战的偷袭行为（蒋纬国可不想学习日本人，专门玩偷袭），即便取胜，也会让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陷入道义上的劣势；其次，中国军队必须要堂堂正正地打败英军，才能震慑到英国政府，如果不宣而战，即便取胜，也会本末倒置，英国人不会被震慑，反而感到恼羞成怒，说白了，英国人不会“服气”；第三，如果靠偷袭而取胜，这对中国军队的荣誉也是一种玷污。蒋纬国总结道：“我们在实力上超过英国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打赢他们，何必要偷偷摸摸呢？说白了，既然我比一个流氓更强大，那我干嘛要去偷袭他？他就是被我痛打一顿也不会服气。既然是强者，就要有强者的风范和霸气。既然我要打一个流氓，就会提前通知他，老子明天要打你！然后光明正大地在明天上门把他痛打一顿。这样，这个流氓才会怕我，同时这也是我对我的实力有绝对信心的一个体现。偷袭是弱者的手段。即便赢了，他也会嘴硬，说什么我只能靠偷袭来取胜，卑鄙无耻、胜之不武之类的话。我要打你，并且我有必胜把握，那我还在乎你会不会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十分霸气地把开战书送到英国人的面前，干干脆脆地告诉英国人，我们要打你们！最后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杨杰等人都笑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实力、有信心，所以光明正大、有恃无恐地揍他们，从而打得英国佬心惊胆战、心服口服，在战场上吐出地盘，在谈判桌上也吐出地盘。”
中英两国此时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非友也非敌”，两国肯定不是友好国家，但两国也没有互相宣战，英国不对华宣战，是因为德日两大敌国已经让英国撑不住了，少一个敌国自然是一件好事，中国已经对英国有过这方面的“暗示”，英国心领神会；中国不对英宣战，则是为了保留对美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美英两国一体，中国要避免跟美国互相开战，自然就要先跟英国不能搞得太绝情。中英此时的关系非常类似于原先历史上中日战争前期的中日关系，双方从1937年就全面开战了，但拖到1941年底才正式宣战，也因为两国高层都心照不宣的原因。眼下，英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战场上痛击中国军队，然后在谈判桌上顺水推舟，让几块地盘给中国，胡萝卜加大棒，迫使中国见好就收、退出战争”；中国的对英政策是“在战场上痛击英军，然后在谈判桌上乘胜追击，一方面用武力抢夺英国的地盘，一方面再用军事上的胜利在谈判桌上威逼英国让出更多地盘”。
南京军中南远征军于中国时间2月23日清晨6时整正式突破泰马边界线，发动马来亚战役时，蒋纬国不在曼谷，而是被蒋介石急匆匆地叫回了武汉，因为有三个美国人来武汉了。这三个美国人分别是：罗斯福总统的首席智囊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国陆军第3军军长约瑟夫·史迪威。这三人里，霍普金斯是无需多言的，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在华著名活动家、教育家、非正式编制的美国外交人员，这个美国人出生在中国，从小到大都生长在中国，并且长年累月在中国活动，除了美国人的外表和美国国籍外，他跟中国人已经没什么太大区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史迪威跟司徒雷登差不多，也常年在华活动，会汉语，非常了解中国，他前年被召回国内，受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接见，向罗斯福详细地汇报了他对中国时局的认识、评论、推测。眼下，霍普金斯带着司徒雷登和史迪威一起来武汉，用意是呼之欲出的，三人充当着美国政府和罗斯福的特使角色，来试探中国的战争意图，同时也是委婉地向中国提出警告。
蒋介石和蒋纬国都没有怠慢霍普金斯三人，蒋介石怕美国，蒋纬国虽然对美国谈不上多么害怕，但清楚地知道中国想要赢得最终胜利，就最好不要与美国正面为敌，实际上中美两国也没有多么尖锐的利益冲突。在军委会的会议厅内，蒋介石和蒋纬国十分客气地接待了霍普金斯三人。
“美国人到底还是坐不住了。”蒋纬国暗暗想道，“倒也不出意外。”
“尊敬的蒋介石委员长，还有小蒋将军，我们此次来到武汉，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本人与你们商谈世界格局发展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等多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的。”霍普金斯显得从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