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也知道，古代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字书籍都是经过官方允许的，一旦某些文字被统治阶层所不容，则它的任何版本都会被清剿一空，留不下半点痕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帝王的一句话，就能让犯法者九族尽诛，人都死光了，哪里还有书留下来？”原先生说。
林轩听明白了，原先生在石窟中所接触的那些人都是避祸、隐居、遁逃、厌世之辈，他们之前一定做过某些不容于皇族的事，看穿世情，厌倦纷争，所以才隐居到九幽之下，永远地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同样的例子，可见于东晋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一文。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南朝宋政治家、初期诗人、辞赋家、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归隐后写了大量田园诗，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自号五柳先生，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最后只能落得“归隐”结局。
《桃花源记》一文讲述的是一个捕鱼者误入世外桃源的故事，在桃花源中，他见到了先秦时期躲避战乱的一群隐居者，自成一派，自在逍遥，过着散漫闲适的生活。没有统治者和贪官污吏的压榨，更没有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颐养天年，无比快乐。
由此可知，居住在石窟中的人亦是超凡脱俗，乐在其中，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我懂了，徐弘祖带给世人的不仅仅有《徐霞客游记》，更有另外一些山水揭秘、湖泊寻幽的有价值文章。只不过，那些文章并没有被公开发表出来，已经成了仅有少数人阅览过的密卷。”林轩说。
原先生点头：“没错，你说对了。”
林轩苦笑：“那岂不正是某种意义上的‘伏藏’？在藏地，先是隐匿后被人发掘出来的文字秘籍被称为‘伏藏’，而在藏地以外，其实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秘籍，有些是前辈智者的先进思想，有些是惊世骇俗的武功秘籍……那些也应该被叫做‘伏藏’吧？”
当然，他也知道，天下秘籍众多，其中一部分是毫无价值的，就像是世界上所有的古董一样，有的价值连城，有的却仅仅因年代久远而被称为“古董”，实则一钱不值。
真正有价值的藏地古卷才能被称为“伏藏”，而且凡是“伏藏”，必定带有某种轮回转世的神秘色彩，能够给后世修行者带来智慧启迪，一旦被发掘出来，就会如温暖阳光一样照亮藏地的大小山川。
那么，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人物，都逃脱不了“祸福相依”的哲学真理。
能够启发百姓心智的东西，必定会成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文人墨客因“文字”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历朝历代，都有因此而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
封建社会中，尤其以满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最为酷烈，最著名的罹祸之诗就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两句，堪称是“文字狱”的代表事件。
该事件中，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是这样的——该诗句出自徐述夔的《一柱楼编年诗》，徐幼负才名，自认为是状元的料，后来却科举不利，满腹牢骚，经常写诗以发泄自己的不得志之忿恨。比如，他所建一柱楼挂紫牡丹图，题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夏天晒书，风吹书页，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见酒杯底儿上有万历年号，题诗“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晚上听到老鼠啮咬衣服，题诗“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
这些诗句中的“清、明”被别有用心者上报，称“清”即为“清朝”、“明”即为“明朝”。
乾隆大怒，下令将已死的徐及其子怀祖剖棺戮尸，孙子、校编诗集者被处斩，江苏藩司等一批官员被革职。
《东华录》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是官方记录，给徐述夔定“大逆不道之罪”时所引用的却是另外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上谕认为，这明显是借“朝夕”的“朝”来指代“朝代”的“朝”，而且不说“到清都”，偏说“去清都”，正是流露出反清复明之意。
这些事都已经成为历史，观史知今，林轩能够想到徐弘祖的文字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一定是关于朝代更迭、历史轮回的“大逆不道”之言。
“徐弘祖曾经编纂过一本书，题目叫《山川异闻录》，在江南、西南、西北疯传，手抄本甚至传到了昔日的印度、尼泊尔、欧洲各国、北非各国，堪称是中国版的《诸世纪》。其中，就有大量的篇幅揭示了西南边陲无所不在的古藏语预言，与这里镌刻的一模一样。昔日他游历天下时虽然没有照相机，却身怀绝妙的画术，能够把见到的文字一丝不差地描绘下来。所以，他早就知道世界上存在‘地球轴心’这样一个地方，并且在晚年时长期居住于甘肃、青海一带，寻找‘地球轴心’的踪迹……”
看得出来，原先生对徐弘祖十分钦佩，毕竟数百年前，各种资讯手段、交通条件都不发达，徐弘祖以个人之力寻求真相，一定非常艰难。如果不是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一定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
撰写《诸世纪》的诺查丹玛斯于1566年6月17日写下了他的遗嘱，并且他的死亡结局正他本人所预言的那样“僵硬地躺在椅子与床之间”。他被葬在萨朗的方济会派教会的墙壁中，妻子安努用最精美的大理石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