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是短期内真的是出来任职，来自那些相公们的阻力也不至于太大才对。因为这是皇家的职位而不是朝廷的，也就是说类似于皇帝的“家事”。
不过在大宋有个特点是，皇帝的家事老夫子们也是最喜欢过问的了，譬如包拯就说皇帝只有国事没有家事。
有个要点是，在北宋老夫子们最热衷和皇帝对着干，撸走皇帝的权利。以前皇城司编制又大又牛逼，那真是皇家的专职特务机构，皇城司的建制和实权也正是在仁宗这个消息控时期到达顶峰的。
不过这一时期有骨气的大宋相公们是不会容忍这样的bug壮大的，于是在庆历八年时候，一群相公上奏皇帝说“皇城司权利过大，编制太大，管的过多，长此以往不但弄得人心惶惶、还太过耗费皇家财力。更为主要的是里面人才没多少，却有不少皇亲国戚以及无能人士、通过关系和贿赂进入皇城司这个体制尸位素餐”。
相公们如此说了后，赵祯就大幅裁减了皇城司编制，严禁宗室子弟进入皇城司，严堵通过贿赂进入皇城司任职的口子。
是的大宋的相公们就有这么猥琐。那么他们做这事、是在什么背景下？
是在庆历八年年初，皇城发生过类似“暴恐袭击”的宫廷叛乱事件背景下，大宋的相公们却有能力怂恿赵祯压缩大内高手编制。
汗，他们真做到了，赵祯这人么，又随和又抠门，老收集些消息也感觉没什么卵用，于是就妥协了。
所以六年后的今天，其实王雱看到的皇城司只是当初三分之一的规模。
当然相公们严禁宗室子弟进入皇城司、严堵买官卖官贿赂进来做事也是有成效的。把那些整天拿钱装逼不做事的人清理后，才有了展昭杨怀玉这些新的血液。
抛开个人恩怨不说，王雱得说一句，展昭作为一个皇城使基本是称职的。皇城和开封府有他在除了不利于大雱装逼之外，大家都会更加安全是一定的。
杨怀玉是个棒槌这毫无疑问，但他肯定比以前那些棒槌好些，他捉卢方时候虽然有些神经过敏又蠢的样子，但严格说他还真在执法，没做错。且听人说杨怀玉的武艺在大内高手之中也不算差，毕竟是穆桂英调教出来的人。
总体而言，大宋的相公就喜欢剥夺皇帝权利。就连老包这么忠勇的人，他都亲自找皇帝扯犊子说“皇城司越划越大，那就慢慢的没有开封府了”。在这个问题上皇帝都不好意思对老包。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雱“文臣读书人”血统确立的情况下，假设赵祯真的召王雱进皇城司做事，其实相公们应该高兴而不至于反弹太大。
因为这就是文彦博概念中的“和皇帝共天下”。老文是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崇拜。以前只是没有机会，赵祯对皇城司的任用始终局限于阉人和武人，那是赵祯的自留地。
而现在，王雱虽然尿性不太好，不过文人混进去了，勉强也就算是卧底了。
总之现在这个年景是有华夏历史以来文人最幸福的年景，不会再有更巅峰的时候。
现在的文人牛逼到什么程度？
譬如还是庆历八年初，一月发生了宫廷“暴恐袭击”的情况下，三月齐州禁军指挥所马达等人意图谋反作乱。汗，这个消息现在都还没被枢密院解密呢，大家不明觉厉，不过大老王主持枢密院工作，于是大雱就知道了。
当时的这个消息就被富弼这个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大爷打听到了。
齐州乃是山1东境内，但是当时的富弼是河北东路经略使，齐州根本不是他辖区，也就是说富弼根本管不了齐州的事，根本没有治权。
然而富弼是怎么干的呢，恰好遇到另一个大阴人张从训带皇城司在外公干。鉴于皇城司没有具体治权辖区，当时的皇城司也还很牛逼，于是富弼强行把张公公一干人等请去喝茶，强行逼迫张公公等人远赴齐州“维稳”，于乱起来前提前逮捕涉事的马达等人。
那一次，被砍的军官简直是铺天盖地。其实老富和老韩喜欢杀军官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
在庆历八年如此多事的年景里，富弼这家伙不但越权“跨省抓人”，还先斩后奏的强逼皇城司做敏感事，换个朝代绝对是摊上事掉脑袋了。不过这在大宋的文人身上那就不是事，尽管一群保守派说富弼被迫害妄想过度执法，坏了规矩，然而赵祯的处理是说“相公辛苦了，有你在，朕和大宋就放心了”。
所以皇城司被强势改组压缩编制限制权利，也可以说是富弼闯的祸。
富弼这家伙后来虽然升职做河北都转运使，却是兵权也被撸走了一半，原因就是保守派不喜欢这个大脑壳，说他爱搞事，不搞就不舒服。
王雱的淮西和舒州事件也是典型的过度执法、被迫害妄想。
好处在于是有先例的，这个先例就是富相公开的。穆桂英爆料说，前阵子河北军中就有小道消息流传，在满朝司马光党指责王雱搞事的时候，富弼在河北是力挺王雱的，专门给皇帝写私信说“小孩骨骼惊奇，乃是新一代中的中流砥柱，建议皇帝培养启用小孩”。
富弼的意思很明显，在让保守法制派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大宋迟早要药丸。因为淮西和舒州事件后富弼就始终在怀疑，当时庆历八年那么多事，兴许也是西夏一品堂在其中搞事，手法很像，当时的齐州禁军涉及的问题在富弼看来，和淮西无为军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因钱而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