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吐槽完毕后，也一甩袖离开了……
这事上，王安石面临的压力王雱心里当然比谁都清楚了。所以王雱公事公办，没有展开演讲模式去说服老爹，更没有对老爹提及过分的要求。
因为一但说服了老爹，王安石做了这事之后那是真的坏了规矩，会让王安石提前成为士大夫群体里面的过街老鼠。大魔王乃是有朝一日做宰相的人，现在出这些幺蛾子的话，就等于弄个天花板拦截在他的头上了。
大宋的相公们有个德行是喜欢从皇帝身上夺权，而不喜欢把权利交回皇家。
所以在没人犯错的时候，把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捅到皇帝面前去解决时，基本就等于是士大夫群体的叛徒，搞事的小人。这不是律法，却是真实存在的潜规则。
现在没人知道王雱想要这毫无用处的两百人干嘛？包括王雱自己也不知道。大家都觉得出动中央上四军系部署边境是敏感又拉仇恨的举动，人数多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么少一点人干嘛还要部署？真的还不如什么也不做。
在朝廷的角度，抚宁县的真正后盾是绥德军，有事时候若绥德军扛不住，那么多个虎头营又能有什么用处？所以身处梁适的角度，这位枢密使大人不做不错，他干嘛要去做一件看起来毫无意义、还在政治外交上比较担风险的事呢？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各方矛盾，这个涉及区区两百多人的矛盾，也一致被大家看为了“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也无所谓，最近这阵子王雱领悟出了一个道理是，既然在计划之内的事哪怕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在证明错了之前一定要去做，要去执行计划，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或许不会犯错却会导致做事的勇气消散，长此以往就变成乌龟性格了。
大宋的强大在历史岁月中是少见的，这种强大来源于文化经济技术的全面跃进，不过大宋的政治和性格也是一头不折不扣的乌龟，乌龟总喜欢把头缩在壳子里，害怕去面对外面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世界风貌。这就是大宋骨子里的文化。
这个文化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地方小执政官都在默认，也就形成了大宋的“做事体系和风格”。
王雱真不知道带了虎头营去抚宁县能干什么？但是不影响王雱想做这事，就是要执行这个既定的计划。于是最近这两天，陈执中相爷就被王雱给盯住了。
王雱几乎每天都来陈家，但每天都无法见到陈执中相公，要不就是他不在，要不就是他忙，或者就是他中暑了头晕什么的。
大雱不管那么多，照样天天来，陈家的管家也请不走王雱，几乎都是守到日落后，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去……
现在是真正的难关了，不但投资拉不到，连保命用的虎头营也带不走。
看似还有一个办法是等到大朝见时候，王雱亲自在殿上一哭二闹，亲口找皇帝要虎头营指挥权。这条路看起来不是很难，其实近日以来王雱经过了仔细权衡，也觉得似乎用处不大。
因为在王雱被人贴上了“爱闯祸”的标签后，真不会有人想在这个敏感时刻，于边境地区给爱闯祸的小孩一只用处不大的军队。
所以想都不用想，不提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件事，但王雱一提及，必然会于大朝见场合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驳，在皇帝本身，他也不知道区区一个虎头营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大流意见又是不同意时，皇帝也就大概率随大流给予否定。
这不是皇帝坏，而是他真的看不出一个虎头营到底有什么用处？
而一但这个提议在大朝见被皇帝加上官员群体给否定，那就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了，往后就算枢密院想这么做也就轻易做不到了。这就会像是一个最高决策机构的“判例指导”一样，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标杆。
这就是王雱不敢公开闹、只敢悄悄在下面找人的原因。不闹它就不是一个事，区区两百人的部署，只需什么时候枢密院觉得有必要，发个文件就会成为事实，它就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么奇葩。只要梁适愿意，在框架之下谋其政，做了也就做了。区区一个小事，基本不会有人上升到质疑西府的高度来。当时王安石解除淮西帅臣司马光的禁军指挥权这么重大的事，也仅仅只用“在其位而谋其政”就圆过去了。所以只要他梁适作为，区区一个营的部署，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着来质疑大宋的军相。
但在差劲的口碑下，王雱以小屁孩身份在大朝见提出来，它就会成为一个群起而攻之的问题。那些家伙他们根本不在意两百人的部署问题，但他们就是会批平一个口碑差劲的人做无用功。这就是政治的本质，这也是口碑不好的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陈执中相公可以轻易打破这个尴尬局面，因为大宋中书门下理论上除了管自己业务外，可以对大宋内的任何事务做出建议。老陈甚至理由都不需要，在一个随时可能开战的地区增加两百人部署它能算个事吗？既然不算事么，老陈再没有威望、也不会有人反驳这样的建议。
这就是王雱前几日急着要见陈执中的原因，可惜这龟儿子不知道发什么疯，愣是不见王雱。于是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假设把他女儿娶回家来么么哒的话，就算要部署个万把人也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王雱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各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