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的高堂上，大雱啪的一敲惊堂木喊了升堂后，一群无精打采的差人敲击着杀威棒，然后各种肥头大耳的押司们到堂开会。
天助我也啊，特么的运气是实力的一种。
王雱看着这个局面嘴巴都笑歪了，县丞大人被暴民砍死了对王雱有利，来之前王雱就知道了，抚宁县唯一的一个官员是县丞，现在他挂了，真正的官员就只有王雱一个了，其他的都是吏。又没有顶头上司，所以这里就是王雱全部说了算，想开除谁就开除谁。
抚宁县在更早时候还有个县尉，但那家伙死的更早些，也是被人砍死的。这很正常，县尉是公安局长兼任城管局海关什么的，这个职务在这种地方的确很容易很人砍死。
上一任知县大人并没有死，那小子和前次的司马大爷一样，说身体不好就跑去大后方延安府疗养去了。于是过度到现在，承担政务又出昏招的县丞大人也挂了。
在大宋建制里，县尉主簿县丞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官员，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也不少。这主要是在内陆的富庶大县里，用于安置一些过多的闲散官员。若王雱不给朝廷写申请要人，那么这个鬼地方也没谁想来，世界就清静了。
什么时候业务扩大了忙不过来了，问朝廷要人就会有，不过一般这种级别的官不会从京城调来，因为没人愿意来。进士及第的人只要不被杀，在怎么贬官也是不可能做副官的，再低再低知县就到底了。
荫补官也不可能来，荫补官和进士比的确没人权，但荫补的人多半都有个能耐不小的爹，也是一种资源。
所以主簿县丞县尉这类职位，一般会从当地的士绅豪族当中选择骨骼惊奇又有功劳的人，由知县老爷推荐之后，多半就会被朝廷任命。
这类人一般情况下就叫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官了。这种官在这个位置就是天花板，一般情况不会再升，持续到老死，不过世袭的几率较大。不是真的在体制下世袭，而是送钱给知县大人后，知县大人愿意的话找理由再对朝廷推荐，一般也都能成。所以也就等于这一级的官位完全是可以买卖的。这也是大宋“官本位”系统里的一个利益链。
大宋就这德行，拥有完善又严格的等级制度，且是最早的“资本主义概念”。太多东西都是可以用钱折算，到了北宋的末期时候，出家的度牒就可以买卖，那犹如现在的煤炭权证一样有个交易所，是朝廷承认的，上税后它就能交易。
度牒之所以能卖，是因为它和秀才身份一样，算是高人一等的存在，可以免役免税。然后遇到平民可以犯浑，差人一般不管这个群体，因为有个礼部的政治正确潜规则存在。根由在于，大宋没有特别的民族政策但有宗教政策，对待宗教人士礼部有个类似“民宗委”下属的机构，还有近乎“两少一宽”的扶持政策。
这些弯弯绕绕其实也和后世大抵差不多，唯一的好处是后世汉娃是“四等”，因为后世但凡洋人也近乎大人了。然而在大宋，“洋人”基本和贱民是画等号的。就算最牛逼的“辽国公民”也没什么特权，很少有人去舔。
又说起来，大宋的知县一把手不是地方官，是中央空降特派员，所以头衔上一般会带“权和知”，不出意外就是三年任期，到了就走人换地方。这算是大宋政治中比较特有的“中央和地方的对抗分权”。
某种程度上，中央和地方真是对立的。因为中央集权，一般会以大一统强干弱肢思维，进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一调配。这就是张方平说的“两千个县没哪个是特殊的”意思，言下之意，为了整体利益，在特殊时候牺牲掉百把个县是正常的。这个工作，就是中央空降特派员知县大人来完成的。
反正他们干三年就走，自然听朝廷的。但地方上的士绅豪族，地方官县尉县丞押司差人什么的，那些家伙祖祖辈辈在县里，祖宗的祠堂都在县里，加之各种宗族思想，族法大于国法思想，宗教风水迷信思想，这些等等方面的影响，就是大宋地方执政的难度所在，他们和朝廷想的绝对不一样。
这也是大魔王变法会失败的原因。因为他方向搞反了，由上而下的强压政策商鞅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可以杀人。在大宋不能随便杀人，朝廷的利益一但和地方士绅冲突时就扑街了。
因为最底层的执行架构并没有改变。真正在管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士绅集团。这个集团用各种迷信封建思想、加上家法族法概念在强势约束民众，于是哪怕大老王的政策真的代表了“最广大百姓利益”也然并卵，因为这个最大的群体没有权利说话，他们也就没能力支持大魔王变法。
人民不翻身，对人民有利的政策当然不能有效推行。这就是另外一个大魔王范仲淹险些成功的本质所在——老范他在陕西大破四1旧。猪队友文彦博则在坚持士大夫崇拜。
大魔王范仲淹的模式和后世马云爸爸的模式差不多，目的是砸烂“各级权利经销商”，厂家对接消费者、等同于国法直接对接百姓。
这是减少中途环节、降低百姓生存的成本。一个商品的出厂价经过两至sān_jí经销商盘剥，终端价格一定会是很高的。道理和百姓的利益经过家法族法数道盘剥后，最后还要上税给国法一样，权利经销商太特么的多了，负担太重了。
现实很残酷，老范扑街了，赵大叔不爱拉仇恨，所以现在大宋的大多数民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