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看书>军事历史>北宋最强大少爷>第54章 药不能停

大宋文官相当好做,可以骂皇帝可以和宰相吵架,如果足够牛逼还可以威胁太后什么的,譬如范仲淹韩琦都干过这类事。韩琦的脑壳尤其铁,干的最多。

如果足够穷,贪污也不是什么罪。譬如名臣藤子京就闹了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他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安抚使时候,有御史弹劾他利用职务之便,公款吃喝十六万贯。对此藤子京没否认,且中央派人来查账前,老藤把花费名册烧了。这是因为他不想闹成大丑闻,牵连出另外一群参与吃喝的贵人。

藤子京时期的十六万贯,算购买力等于后世的两亿不到吧。一个战区边境省委常委级建制的机构、公款消费了个一两亿它当然是个问题,在大宋却到不了什么地方。最主要是因为他装逼把账目烧了、对抗调查。

所以大宋怎么处理他的呢?贬官为“凤翔府知府”,降了半级,就是大宋给出的处理结果。

大宋文官免死又牛逼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但唯有一条高压线是:不能有冤假错案。否则不是贬官那么简单,那会变成和狄青一样的刺青脸。

尤其许多年后王安石还定下了更加严格的规矩:法官判的案件终身负责制,没有追诉时效限制。也就是说假如有问题被翻了出来,哪怕法官已经退休变老头,也揪出来进行清算。

大宋的宽松也同时体现在民的身上。

在北宋民告官的成功率历史最高,没有之一。譬如以机智猥琐著称的大奸臣蔡京做户部尚书时候被一个农民告了,吓得老蔡投降输一半,赔钱让对方撤诉。

当然了,当时那样的环境受王安石的影响还深,吏治相对有效。蔡京当时涉及的问题也不大,犯不上为了小事引出更大的问题。

这些总结起来就是大宋的政治特点。

任何事物有利就一定有弊。

大宋司法上的严谨和郑重,有点类似于后世那套“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判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好。但它也实际成为了官员节制地痞混混的枷锁。

所以自由的大宋地痞强盗土匪也是历史上最多,基本只有后世的美利坚可以一拼。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诉棍政治,让法官不敢轻易纠察问题人物。这是曾经马金偲等人大行其道,现在司马小花无人敢说的缘故。

这也是美利坚法制完善、然而到处是吸毒黑鬼拿着枪突突突的缘故。既然法制了,既然自由了,黑鬼口袋里藏着枪自由的站在街上,明知道他是抢劫犯兼毒贩,拿他咋整呢?调查他或者限制他、需要十几个司法手续审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黑人官僚参与的政治层面博弈,那么谁去拉仇恨?反过来,黑鬼掏出枪来把路人干掉只需一个念头就行。

这种事在大宋不叫诉棍政治,叫保守政治,分为温和极端两种。

王雱是相信司马光人品的。司马小花的事若真有证据,司马光不会姑息他。可惜的就在于司马光是个极端保守派,他宁愿把这些人放纵到影响整个舒州民生的程度,但没有“司法把握”的时候,司马光不会去干涉。

于是,这就成为了舒州地界上,大圣人和大魔王的第一波理念冲突。一山两虎的形势。

当时王小丫说“咱爹最恨这些流氓”。然并卵,有司马光们用大宋律为流氓“守门”,很显然王安石也不能去做点什么。否则在政治上会被打击,范仲淹前车之鉴!

于法制建设方面,司马光们当然有非常多的正面意义,然而负面影响就是:大家不在相信“警察”有用,老油条们也知道怎么对付司法系统了。

于是就会催生走剑走偏锋的诉棍来。

物种的出现一定是环境促使诞生的。正因为王雱都拿司马小花没办法,王安石的身份都“报警无用”。那么大家会一起随波逐流,纷纷把自身变为能适应这种环境的物种,就此钻空子,碰瓷,无图无真相,玩文字游戏、各种不做不错越做越错的风气出现了。这就是土壤导致的民风转变。

早前舒州的风气应该可以把范仲淹气的诈尸。老范治下没有这些的,不说夜不闭户吧,但一个居委会大妈就分分钟可以教司马金偲们做人是真的。

大妈都可以牛逼起来,那可不得了。于是与皇帝共天下的权贵就羡慕嫉妒恨了。所以这就是文彦博对皇帝说“和您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百姓”的逻辑所在。文彦博这么说了么,当然就会有一群官员去责问“文人媒体”:你好好的说,你到底为士大夫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

汗,所以这就是权贵基本都怕范仲淹的缘故,老范他脑壳又不够铁,于是这其实就是庆历新政失败的根由:庆历新政没为士大夫说话。

尽管是庆历老臣之一,但能说出那样的话来,所以文彦博应该就是“庆历党”的猪队友。

额扯远了。

yy完毕,小屁孩在现场把怀里的瓷瓶掏出来看看,嘿嘿笑道:“喂这些人吃药才是王道,药不能停,否则……药丸啊。”

说起吃药这事呢,巷子口就有个等着吃药的。

乃是一个妇女抱着两岁的娃,走的急便和王雱撞击在了一起。

妇女怀里的小娃一个劲的咳嗽,恰好撞击时候咳了一口血出来,就喷在了王雱衣服上。

那个妇女很着急的样子,王雱则是晕乎乎的,而且因为不喜欢见血,当即心口薄凉薄凉的。

马金偲够机智,一看,便指着妇女狞笑道:“大胆狂妇,光天化日之下非礼少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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