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的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度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上——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区别。
物流的畅通，自然能带来商业的兴盛，并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韩冈最想看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欢薛向的说法，农为国本、商兴害农的思想，在士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且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前几年冬天极冷，太湖冻结。在太湖湖中岛上上种柑橘的果农，因为运粮的船只被冰层阻挡无法上岛而被饿死，成了朝臣攻击商业害农的最新的武器——在此时士人的眼中，所谓的农，只包括五谷和蔬菜。至于种植水果，那是商业生产的一部分，与耕战二字并不搭界。
韩冈能看到王珪和元绛的眉头都皱了一下，但他们都没有出来驳斥的意思。因为赵顼现在正在点头微笑。
天子并不是很清楚薛向的一番话中隐含的见识——恐怕薛向自己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没有韩冈的惊讶，但他对薛向的回答很是满意。商业兴盛，自然财税大增，至于会不会妨害农事，这件事等真的出现了再考虑也不迟。
“方城轨道开通，运送行旅，转运民间的商货，不及月余，便入库两万贯。不过轨道兴修之初，本为渠道修成前暂用，如今轨道转运不输水运，这渠道是否该继续开凿，倒想问一问薛卿你的看法。”
薛向一瞥几名宰执和韩冈，看他们面上漠然的神色，心中就有了底。以他们的身份，以及韩冈在此事上的发言权，如果愿意作出决定，方城渠道的事轮不到天子来征询自己。
略作思忖，薛向便道：“以臣之见，轨道易修易用，何须浪费公帑？纵有损坏，最多数日便可修复，比起疏浚河渠动用的人工，俭省甚多。”
宰执们没一个愿意下定论，甚至韩冈都因为种种原因缄口不言，但薛向不同，他一向勇于任事，也不得不勇于任事。
仅仅是个荫补官员的薛向，只因少一进士及第，在朝堂上被人视为另类。他的处境，不比当年的狄青强到哪里。
当年狄青屡遭韩琦欺压，他倚之为臂助的将领，因为韩琦想杀鸡儆猴，随便找个了过错就被杀了。狄青为部将求情时，说他屡立功勋，为国杀敌，是好男儿，韩琦则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之后为枢密使时，又遭文臣群起而攻之，只得悲愤的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薛向自是知道，韩冈不肯就渠道和轨道之间的取舍下一定论，这是他的机会。作为荫补起家的官员，不比进士出身的官员更拼命、更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不可替代，想要朝堂上站稳脚跟，永远也不可能。
薛向掌管的是汴河水运，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既然说漕渠不如轨道，也就让赵顼拿定了主意：“修造方城渠道的差事，就不要放在襄汉发运司中了。”
王珪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