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过了端午，天气渐渐燥热起来。
重庆在后世可是有名的火炉，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能够达到四十度以上，但似乎现在并没有那么热。李元利身着单衣坐在书桌前，仔细审阅各司送上来的月报。
政务司没什么大事，一切还算正常，流民进四川的也多，而且湖广之地竟然也有大量难民逃来，不过多数都在夔东几县。李元利批阅了一个“分散迁移”，便接着看军务司送来的汇报。
大兴军这次十万大军兵分两路进击贵阳，一路攻破遵义经新站、乌江、养龙司、息烽、扎佐，与王拙部会师贵阳，贵阳留守总兵高恩等率兵三万负隅顽抗，王复臣只身劝降白文选，白文选率高恩等率部投降。
此次进兵贵州，共收服贵阳府、遵义府并所属州县，招抚孙可望部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以及麾下士卒五万有余，教导旅教官已经开始分驻各部整编、训练。
白文选也是张献忠的义子之一，后世历史上他在顺庆知道刘文秀保宁兵败后，就立即撤回了重庆，随即又退回了贵阳，他麾下的两万多人马根本没有损失，孙可望便让他做了东伐湖南的先锋，率先攻破了辰州府（今湖南怀化沅陵县）。
但现在因为李元利的到来，白文选在四川被大兴军俘虏，直到快过年才被放回去，这个时候孙可望已经率兵进了湖南，白文选没有同刘文秀一起到云南，而是留在了贵阳。
王复臣怎么说服白文选李元利不知道，但他并不觉得很意外。后世历史上孙可望和李定国内讧，孙可望从贵州率十五万大军入云南攻打李定国，没想到在临战的关键时候，麾下将士却全部倒戈！
孙可望身边只剩下百多名亲兵随从，狼狈逃回贵阳，却被留守贵阳的冯双礼部拒之城外，孙可望走投无路，只得进湖南向清兵投降。
从这些事情不难看出，孙可望在军中可说是完全不得人心，众叛亲离，他的部下对他根本不存在有什么忠诚。
贵州的老百姓对大兴军的到来喜出望外，这主要是宣传处的功劳，他们走街窜巷或是深入到乡下，大力宣传大兴军的政策，特别是超低的税率。
孙可望对云南、贵州征税基本和前明时期差不多，最可恨的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收税，种点麻要收税，卖点山货要收税，连编个箩筐卖都要收税！
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所获一半以上交了税，剩下的也只能保证饿不死，要想每天吃饱都不可能。现在听到大兴军宣传只收一成的税，他们哪儿能不惊喜？
唯一的麻烦是还有很多地主，孙可望原来的政策是佃农向地主交一成的租，剩余的再交一半税，但大兴军肯定不会允许地主存在。
李元利这回多写了几句指示：发动百姓，仔细清查所有地主，为富不仁、民愤极大者，明正典刑，田土充公。没有恶迹、名声尚好者，除留下每丁十亩田地外，其余部分用市价收购，所有百姓，没有田地的一律按每丁十亩来分配。
至于土地被强行收购的那些地主会不会搞点小动作，李元利根本不在意，杀鸡儆猴嘛，这一套谁不会？况且这年头的土豪劣绅，如果不是真正有根脚的，早就被来来去去的流民军、官兵、清军祸祸得胆小如鼠，要是不趁这个时候来个破而后立，重新定下规矩，那才是脑子进水了呢。
泱泱大明三百载国祚，最终亡于农民之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土地兼并太严重，身为后世穿越众的李元利，哪里会看不清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朝代并不多，元朝大概是唯一一个，明末的李自成也只是为满清作了嫁衣裳。真正得手的都是世家门阀或者北方异族农民起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实在无法生存下去才揭竿而起。
但如果不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土地被特权阶级控制在手里不缴纳赋税，造成朝廷税收下降的话，即使是在灾年，朝廷也完全可以通过赈济等手段来安抚农民，而不致造成更大的灾难和破坏。
所以说，不单单是明朝，大多数王朝的灭亡，土地兼并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军务司的月报中还说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大兴军在农奴们的里应外合下，一举拿下了酉阳，政务司的官员正在忙着给农奴们分地，但竟然有许多原来的土兵要求加入大兴军，这件事要李元利点头才行。
另外就是石砫宣慰司的问题，石砫土司历来就是马氏世袭，这马氏是汉伏波将军后代，说起来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说到秦良玉，知道的人应该很多。
秦良玉已经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去世，她的儿子马祥麟于崇祯十五年守卫襄阳时，被李自成率军破城时杀死，现在担任土司的是他的孙子马万年。
她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名将被单独立传记载到正史将相列传里的女将。秦良玉死后，南明朝廷追谥秦良玉为“忠贞侯”，后世史书也对她盛赞有加，称她为“巾帼英雄”，在抵御外敌、保家卫国和维护明朝中央政权时确实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良玉自组建石砫白杆兵后，便率军先后参与了平播、平奢、援辽抗清等战役，石柱白杆兵在和后金的浑河血战中几乎损失殆尽。
崇祯十七年，她又率领新组建的白杆兵（这时的白杆兵已经不只是石砫土兵，还有酉阳等周边土兵）三万多人与明军一起对战张献忠流民军，最终被张玉儿（李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