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子！正如您所言，我等商贾之辈，若是无利可图，尽可以不做这买卖便是。但我说的红番鬼‘鱼肉百姓’，却并不是对我等商贾而言，而是指大员的老百姓啊！”
一个唯利是图的海商，嘴上却说得如此为老百姓着想，陈永华只觉得好笑。他心里很清楚，这林东家说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想大兴军尽快驱逐红夷、剿灭海盗，到时他们这些海商就能够安心地走东洋、走南洋。只要有了商路，那银子还不是任由他们去赚取？
“红夷窃据大员后，对我汉人移民以及东番人竭尽盘剥之能事，其方方面面的法令以及税赋，即使是和蒙元、满清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说红番鬼征收的田赋，每甲土地高达十八石，比咱们这边足足翻了几倍！百姓上山打猎、下海打渔不但要交税，还要先办许可证，办证当然也要交钱。更缺德的是红番鬼收的人头税，以人丁来计算，不许交白银，只许交鹿皮。”
“甲”是红夷人的土地单位，一甲大致等于十六亩地，相当于每亩地征收一石二斗的田赋，这样的税率确实是高得离谱。
大员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粮食亩产普遍能达到三石以上，但高达十分之四的田赋，却能让所有人为之咋舌。
有史以来赋税最高的秦朝，田租也不过十取其一，当然这没有算上口赋和杂赋，如果这三种赋税加在一起的话，差不多占了农民收入的一半还多。
可荷兰人除了田赋外也还有其它的赋税啊！像林东家说的人头税，上山打猎下海打渔要交的渔猎税，其它各种交易税，这些全部加起来，赋税之重更甚于秦！
怪不得闽南有那么多农民春季到大员耕种，秋季收了粮食就马上回到福建，原来这样可以少交许多税赋。
陈永华对大员这边红夷人的税赋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并不觉得惊奇，但对于不能用银子反而要用鹿皮来交人头税却是有些不解，于是便问道：“红夷为何收鹿皮而不收白银？”
“这便是红番鬼的谋算了！鹿皮是红番鬼向倭国贸易的大员本土货物，当然希望百姓大力去捕鹿，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让百姓用鹿皮来交税，能从中赚取更多的银钱！”
鹿皮也是大员红夷人除生丝、砂糖以外的重要创收手段，仅每年大员对倭国的鹿皮出口就高达十五万张，一张鹿皮卖到倭国的价格，和红夷人在大员本地的收购价比起来，差价高达五十倍以上！
“鹿皮在大员是不许汉人和东番人私自交易买卖的，捕捉到的鹿皮只许卖给红夷商会，而没有鹿皮的汉人要想交税，就必须到指定的地方购买。这卖者要交税，买者也要交税，一买一卖之间，一张鹿皮红番鬼就能平白刮走两份税钱。听说这法子还是何斌那老贼想出来的！”
“何斌？南安何斌？”在陈永华的印象中，如今能够在红夷人跟前说得上话的汉人，也就只有这一个何斌了。
这何斌早年也是跑倭国的海商，后来随郑芝龙到了大员，郑芝龙归降明朝后，当时在大员的何斌与好友杨天生、陈衷纪、李英等准备去福建投奔于他，哪知在途中遭遇李旦之子李魁奇的袭击，除何斌和李英得以逃脱外，其他人全都战死，因此只得又返回大员。
当时，荷兰人已经占据了赤嵌（在今台南市），因何斌会荷兰语，荷兰人遂任命何斌为通事。起初只负责翻译，后来又负责征收汉人的税赋。
“不是他还能有谁？”林东家语气中多少带了一些鄙夷。
陈永华对这何斌熟悉，却是因为去年才见到过他。
原来早在永历九年的时候，郑森为了垄断商路，禁止大陆沿海港口及外国商船与大员荷人通商，荷兰总督揆一因商船不至，导致货物缺乏，于是在顺治永历十年派遣通事何斌前往厦门与郑森商谈通商之事。
荷兰人提出每年纳银五千两，箭支十万枝，硫磺千担以作为郑森允许和大员通商的条件，但郑森却提出要在大员征收关税的要求。同年八月，何斌回大员报告后，揆一让他再次赴厦门转达荷兰方面的意见：“关税如不涉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或不至损害本公司利益，对郑森向中国人课税并无异议。”
郑森对此表示满意，这样他就可以多收到一份税钱，双方贸易正准备重新开放之时，大兴军却已经攻占南澳，郑森根本无眠顾及，此事便不了了之。
去年陈永华已经被郑森招揽进了厦门“储贤馆”中，再加上他本来就时刻关注着周围局势，因此对一年之内两次来厦门的何斌也有一些了解。
从他将大员各方面情况，特别是荷兰人在大员的兵力部署详细地告诉郑森，力劝郑森出兵收复大员来看，这人即便是私德有亏，但却正如汉王所说，作为一介平民还能够想着收复地方的，也算是有几分爱国心了。
而且何斌到底品行如何，现在光凭传言也不足信。像林东家这样的商人，只要是有人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一般都会被他们抹黑，至于其中真相到底如何，那就要自己亲自去了解。
这时，林东家却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躬身对陈、李二人作揖道：“陈公子，李爷！小人知道您二位此番往大员去，定然是有大事要办！小人虽只是商贾之辈，但却愿为大兴军尽一份绵薄之力，若陈公子和李爷有用得到林某的地方，请尽管吩咐小人！”
陈永华考虑半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