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书桌脏兮兮的看不清纹理，可那成色明摆着是一个大惊喜。
你道怎么回事？
古董贩子眼睛贼的很，他透过脏兮兮的外表，发现了端倪，书桌根本不是鸡老板看的铁梨木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黄花梨的。
农家所在地眼看要拆迁，家里有这件破烂，实在不想搬来搬去的，死心塌地的想处理掉，所以买卖没遇到阻力，古董贩子买成了，他很大方，两个铲子各得贰佰提成。
到了晚上，外地的大玩家就知道了消息，古董贩子捡到一张黄花梨书桌，纷纷连夜赶来，谈价钱，那张书桌卖到四十多万。
此事的曲曲折折很快传到鸡老板耳朵里，他那个后悔啊，把肠子都悔青了，人家一天之内赚了几十万的桌子是他刚刚放掉的，鸡老板心里堵得慌，一口气喝了三瓶啤酒，差点发怒把成堆的壶踢坏了几把。
等冷静下来，鸡老板觉得不能这样算了，竟然找上门去，问那个古董贩子要部分利润。
人家古董贩子哪里肯答应，此事前前后后跟鸡老板一点关联也没有，他并没撬鸡老板的行，是他自己不要，能怨谁？
他凭眼力捡漏赚大钱，天经地义，所以没给鸡老板好话。
鸡老板自取其辱，面红耳赤的讲不出硬道理，人家气势汹汹的指责他，他也没办法，只能败兴而归。
鸡老板的作为传出去，让行里人笑话。
从此后，鸡老板发奋图强，让儿子们努力工作，铲的壶越来愈多，竟然堆满了屋子。
为了扳回一点损失，鸡老板成了彻头彻尾的“壶王”。
鸡老板遇到机会，却没有抓到手，完全怪自己，他是经营多年的老古玩贩子，可以说见多识广，眼力却糊里糊涂，到手的机会竟然不能识别，不能不说太滑稽。
像他那样的思维和见识，赚点小利绰绰有余，但想成为古玩行的翘楚，肯定是笑话。
古玩人的成就是量身定做的，鸡老板的德行只能当“壶王”。
这恐怕也就正是他明明手里头握着宝贝，却白白送给张天元的缘故吧。
刺绣还不算什么，一千美金买到手里，转手能买个一两万美金，十倍的利润在张天元心里头都不是个事儿了。
而另外一件东西，就让张天元喜笑颜开了。
这竟然是一支珐琅表！
珐琅表早至明朝开始流入中国，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清代重臣李鸿章还是“播喴”表的“粉丝”。
沧海桑田，岁月飞逝，如今珐琅制作这门古老技艺的传人越来越少，珐琅表的制作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其颇具艺术性和收藏价值。
一百多年前，一个叫edouardbovet的洋人越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
当时世界财富聚集地之一的帝都城中，很多身处“上流社会”的高官巨贾们也为这个洋人的到来高兴。
因为他一定又带来了许多异域的奇闻趣事，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众多新鲜玩意，包括“时尚”的珐琅表。
中国自明末开始就闭关锁国，到了清朝，这一政策尤甚。
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停止厦城、宁城等港口的对外贸易，在富裕辽阔的大清版图之上，仅剩广城一地能够与外通商。
此时西方的货品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港口或采取另一种方式——通过觐见皇帝这一“高端路线”将商品作为贡品带进中国，于是西方大量精美的手工艺品被直接送到了皇帝的面前。
皇上一个人当然也玩不了这么多物件，许多玩意又被赏给臣子，诸如座钟、怀表这一类在当时被清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物件就在高端人士中流传开来。
从那时起，中国就与钟表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在这些表中，又以珐琅表最受青睐。
追根溯源，珐琅技艺和珐琅器最初是从中东等地区传入我国。
珐琅的主材是将硼砂石英、长石和氟化物等矿物质研磨烧制成的如釉一般的物质，在历史上多称“法蓝”、“佛郎”等。
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将矿物质碎化处理调制成特殊蓝色的涂料敷于器物上，这就是“景泰蓝”。
宽泛地来讲，景泰蓝和珐琅制作工艺、原料极为相似，怎样区别呢?
简单地来讲，珐琅器能透色观底，而景泰蓝则不透底。
张天元从鸡老板手里弄到的是一支腕表。
大概是因为这腕表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吧，对于不懂这方面文化的鸡老板来说，这东西就是假的，就是骗人的。
该腕表充满中国元素，表盘图案灵感来源紫禁城九龙壁。
九龙壁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设计隐喻对皇权与九五至尊的景仰，采用制作过程十分复杂的琉璃瓦，每片瓦至少需要十六道工序及四十九天的时间才能窑烧完成，且失败率极高，故有“一瓦一银”的说法。
该系列腕表一共九枚，表壳采用18k白金材质，表盘运用彩绘珐琅技术打造，全球限量九套，极具收藏价值。
珐琅表和珐琅钟虽早至明朝就流入中国，但明皇室的珍藏远远不及清朝皇帝。
清自康熙雍正两朝起，西洋钟表便深受皇族青睐。
欧洲的传教士和有实力的商人带来了许多造型精美，功能繁复的钟表，edouardbovet甚至于1822年在广城创立了自己的钟表品牌——“播喴”。
当时帝都很多上流社会的官员富商，家中都会有一座西洋钟或一只怀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