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张天元理应全力争取把它们弄到手，不管多高的价钱也不能放弃。.
然而此时的他，心里头却非常平静。
因为他明白。
如果被西川的这种举动吓住了，那么接下来不管买什么东西，恐怕对方都会狮子大开口的。
他可不想被宰。
当然被宰还是小事儿，如果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他心里头可不痛快啊。
换了别人，眼看着古籍善本被撕，肯定都要急疯了吧。
可张天元不会。
只要东西还在这里，通过补字诀，他就能够把这些撕坏的东西给修复了。
西川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无法迫使他花费高昂的价钱购买，反而会导致他出的价更低。
“斯蒂芬贵诺，你就能容忍这个日本人在这里胡乱撕书吗？他这不是撕书，而是在撕你的钱啊。”
张天元说道：“我本来打算用五万美金把这些东西收走，但是他撕毁了其中两本非常关键的书籍，我只能出三万美金了，如果继续，我会出的更低。
等他全部毁了这些东西，我就不会要了，现在还是跟你商量，不过待会儿，恐怕就得是你来求我买了！
张天元捡漏很多，知道的事情也多，对于这种事儿，经验是最足的。
再加上他六字真诀的协助，区区西川想跟他斗，那纯粹就是鸡蛋碰石头。
现在的问题就是，张天元想捡漏，而西川不愿意让他捡漏。
大众收藏，最吸引人的神话之一，莫过于捡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捡漏儿的文字就不断在媒体上亮相。
有些靠着买卖古玩发了财、出了名的人，就是靠着制造自己如何捡漏儿的神话，来为自己做造神运动。
最初的那批收藏爱好者，捡漏儿是有可能的，因为80年代还不兴收藏，甚至还没有人敢说自己喜欢收藏。
那时候最富也不过是个万元户，炫耀吃穿还来不及呢，谁有闲功夫、闲钱，往那上面扔?
活钱死物是那个时代一般大众的理财心理。
只有少数人，出于某种爱好，没事儿的时候，买两件自己喜欢的旧东西玩玩儿。
最多也就花十几二十块的，这在人们眼里就已经是高消费了。
90年代，特别是后期，旧东西开始成为大众追逐的理财工具。
于是，80年代买来的那些没人要的破烂，就都成了好东西，拿出来一卖就是几百几千元。
一夜之间，手里的破烂身价百倍，多大一个漏呀!
捡漏儿的文章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风靡的。
神话，是忽悠大众的最好手段。
没有神话，大众会迷失方向;有了神话，大众手里的银子就没了方向，都围绕着捡漏儿升值转了。
笔下“捡漏儿”要夸张，收藏点旧东西，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把玩把玩，如果余兴尚在的话，拿起笔来，写上几句，应该是件很好玩的事情。
但凡传下来的那些所谓藏书记、藏画记之类的玩意儿，如果仔细去翻的话，你也许会发现，古时候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优雅，那里面绝少提东西是如何买来的，今后能不能保值升值就更没有了。
明末清初，有人为了收藏，可以把家里的田产、当铺全部卖掉，就为了能把自己喜欢的旧东西买进来。
那些记录藏品的文字，在今天的人眼里，可能都成了天书。
不知道是古代的藏者都博学，还是今天的人们都盯钱。
十多年前，仿照着古人收藏的先例，上浦的李书恒李老写了一些文字，也给张天元看了。
文字中，李书恒说自己记得那时候买过一只笔筒，没花多少钱，也就百来块，一篇稿费的钱。
那时候写一篇纪实类的文字，帝都可以拿一二百块。
好的给南方，可以拿一两千块稿费。
可那时候南方的报刊几乎不刊登收藏类的文章，所以他就给这只笔筒写了千八百字，寄给一家报纸。
买这笔筒的时候，不是看中它的年份，倒是上面的图案挺招人喜欢。
记得他当时见了它，毫不犹豫地拿在手里，还跟摊主说，这东西真不错，老东西。
这不没事儿撑的让人家宰吗?
不过那时候卖东西的人也没有那么精，一百来块就拿下了。
回来后，觉得图案很好。
玩儿嘛，有人玩年份，有人玩造型，他玩的就是那上面的那幅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在那儿指手画脚，其他人都跟碎催的似的，活脱脱画出当时官人的世相。
古代当官的据说都是“学而优则仕”出来的，要他说，从这幅画上可以看出，其实都是“屁而优则仕”。
你看当官的和其他人，腰板没有一个直的，就是陶渊明说的那种，“为五斗米折腰”的那路人。
稿子寄出去一个多月没音信，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是个女孩子，告诉他说，“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可读性差。”
他心里这个纳闷，写得好，怎么可读性又差了?
其实人们所说的可读性，对于故事来说，就是情节;对于哲学来说，它是逻辑;对于美术来说，它是色彩线;对于网络来说，它是刺激;而对于广告来说，它是实用。
李老本来想跟她在电话里申说几句，没等他开口，电话就断了。
晚上李老去一位编辑朋友家，跟他说了这事儿。
朋友说:“哥们儿，你干编辑的还不懂吗?可读性就是个官话。谁看你那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