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万历缓缓将书本放下，插着手问道：“这个朕也不好决定，不过陈医师先说说，历大灾大疫，必所得甚多。”
科举可不好改，倒并非因为祖宗之法，万历早就觉得科举考试里有些科目该减少占比，但这不是个拍脑袋的事。
倒是与祖宗之法没什么关系，也和朝臣阻力无关，而在于朝廷轻易更改容易，天下群情纷涌更容易。
这就好比说临着高考，突然考试科目改了，学生不得急死、老师不得气死、家长不得疯死？
陈实功的话差点把身边坐都坐不踏实的龚廷贤老前辈从椅子上吓得摔下去。
科举这么大的事，是咱个小医生能议论的？何况这是个和医生没关系的事啊！
可陈实功就是说了，这得有多大的胆子？
更让龚廷贤世界崩塌的是，看样子皇帝还真打算听听？
“小臣看了陛下总结历年瘟疫，元代以来，被呈送朝廷的瘟疫平均八年一次，天花、大头瘟为多发大疫；待太祖皇帝驱逐鞑虏至今，报至朝廷的瘟疫平均五年一次，而先帝开海以来，瘟疫在沿海进入高发时期，动辄波及一县的瘟疫，十七年来平均每年三起。”
这个数据不是陈实功发现的，而是万历自己发现的，他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交给陈实功看，此时听到医师说起，他点头道：“朕以为这不是因为元代瘟疫少，是他们统计不到位，瘟疫真正高发时期正是朕登基以来更换年号后，海内承平没南倭北虏之患，瘟疫这样的事可以报到朕的御前。”
换句话说，万历认为是过去统计不利，他可不认为发现这么多瘟疫是坏事，比起过去一县之地的大灾都无法报到朝廷，这恰恰是他的功绩。
在这个时代的人眼中，瘟疫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人们眼里可怕的事太多了，瘟疫根本排不上号，甚至瘟疫本身都很难得到关注。
人们更怕的是会带来瘟疫的灾害，兵灾，平均三年一次叛乱怕不怕？旱灾，平均两年一省大旱怕不怕？洪涝，黄河过几年就决口一次怕不怕？一次淹掉十几个县。
跟这比起来瘟疫算老几？
“但陛下，瘟疫确实高发了……在沿海诸省、在运河两岸，瘟疫比以前多，就小臣所知，瘟疫是传染病，所谓传染病，既人可染人、畜可染人，人流动的越大，瘟疫则越烈。”
陈实功说到这，眼中带着悲悯低下了头，叹着气感慨道：“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瘟疫也多了。
过去百姓别说乡都，没事村子都不出去，去邻村串个门还得带着行囊装着户籍，路上巡检司要盘查的。
极小的人口流动性下，一户人家染了瘟疫，可能这户人家死绝了山那边的邻居都不知道，一场原本有可能声势浩大的瘟疫就无声无息的没了。
可现在不一样，沿海那么多人口密集的工厂，城市因此变得拥挤，人与人的交往也变得紧密，海船通过各个港口补给半个月完成从南到北的航行，运河的运力也被官船民船拓展到极致。
万历突然皱起眉头，他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般怒道：“你是说，先帝开海是错的？是不是还想说要是朕不北征蒙古，这场瘟疫就不会被带回来！”
陈实功没有说，是万历心里有鬼。
他一直在怀疑自己，那份关于历年瘟疫的总结他没给朝中任何一个大臣看，因为他认为这场瘟疫出现在大明完全是因为他。
如果不发动北征，这场大头瘟就不会被伤兵带回来，他的帝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冬季极冷、持续旱灾，他知道天行有常，也知道天人感应不靠谱。
但架不住从小到大有人没完没了地在他耳边念叨。
让他压力很大，变得暴躁易怒。
“先帝开海当然没错，就算陛下不去北征，这场瘟疫还是会被南侵的北虏带进长城以南；不过陛下要是不修铁路，瘟疫可能会在密云爆发，因为臣已经找到对人来说，这场瘟疫的源头，是被感染的老鼠。”
“尽管大旱连年，但寻常百姓还过得去，各地都未出现饥荒，可通州贫富齐聚，又因百姓聚集至城市出现没有产业、毫无资财的百姓，他们的日子比城外百姓还要难熬，饿极之时逮住一只老鼠下锅，恐怕饥饿的肚皮等不到老鼠煮熟。”
“臣是想说，瘟疫无可避免，但任何瘟疫都敌不过人，世上确有无药可医的顽疾，但没有哪个瘟疫是我们对付不了的，即使不能以药石医治，也能用封锁隔离手段等其消失……只不过。”
陈实功道：“帝国需要标准化的应对手段与顺应时代的规矩，陛下看见唐知州的情况，也知道那些得了帝国栋梁勋章的医户，他们并非不勇敢、亦绝非无能之辈，可他们没活下来。”
“试问再忠诚勇敢，官僚病死谁来带领导百姓隔离瘟疫，百姓染上瘟疫有医户去治，可若医户都染了瘟疫还有谁能去治疗百姓？”
“当地颇得官声的知州若能在当时说一句话，比北洋军医站在街口喊一天都管用——以后瘟疫会越来越多的。”
陈实功这样说着，道：“大东洋的病会染到大西洋，西佬病同样会染上大明子民，哪怕我们不开海，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也会把这病带过来，帝国官僚与百姓都需要对瘟疫传播与防范有足够认识，地方官员更要在出现瘟疫后有标准的应对措施；地方医官与医户同样要对每一种病症有至少一例用于治疗的标准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