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丽儿并不像被明军带到西敏寺的其他女人那样惊恐，只是瞪着大大的眼睛观察着她看见的一切。
在行走向西敏寺的路上，她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队伍最前两个骑在马上的‘红帽子’身上。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明军，不仅仅是她，她们一行二十多个女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明军。
但伦敦的人们早就知道明军的存在，最早是在明西战争，来自海上的商人在伦敦买卖货物，带来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角落被名叫大明的国家击败。
那几乎当时伦敦城街头巷尾最时兴的谈资，尽管贵族们谁都不知道那场仗是怎么回事，仍然能毫不吝啬地赞美让可敬可畏的菲利普二世灰头土脸的战争。
后来没过几年，人们说明军大举登陆新大陆，战争结束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几乎在英格兰得知这场战争发生的同时就已经以西班牙失败而告终。
那时候，英格兰几乎举国欢腾，哪怕偶尔有落难的水手带回他们还没登上新大陆就被岸上的大明人打伤打死甚至整船沉没的消息，也没人在乎。
贵族们忙着支持商人出海，就连女王也忙着试图跟大明建立联系。
不论是去哈瓦那乃至墨西哥，还是去新大陆东海岸碰运气，人们看到的都是巨大的机会。
预言家杨高与军械商人汤二的到来使他们成为伦敦城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们想要更多华美的丝绸与昂贵的财宝。
不过后来，情势产生了变化，当普利茅斯独立、王国军队在爱尔兰的殖民受挫，大明开始被描绘成一种可怖的地狱，明军也成了恶魔的代言人，且形象随战争局势一再恶化。
但是在百丽儿看来，似乎眼前的红帽子并没有那么可怕。
依照文艺复兴以后女性地位空前低下的眼光结合欧洲长久以来贵族与平民割裂的情况来看，好人和坏人最基本是要分阶级的。
一个可怕的人，应该像昨天夜里从桥上过来的那些下三滥一样。
穿着紧身裤用带泥点的白袜子裹住整个小腿，上身穿着似乎从来没洗过分不出颜色的亚麻衫，冻得瑟瑟缩缩抓着锈迹斑斑的杀猪刀，满嘴腐烂牙齿看见女人恨不得吞进肚子里去。
而不是一个此时骑马走在前面的的红帽子。
去年冬季以后，关于红帽子、蓝帽子的消息进入伦敦城内，有幸受邀进入爵士府邸参加宴会时百丽儿听那些贵族青年高谈阔论战争的局势，人们不止一次提到了红帽子。
但从来没人告诉她，红帽子人人都穿着鲜艳的红色棉甲，上面每一枚扣子都是铜的，厚实的棉甲看上去威武高大，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很昂贵的毛皮和刺绣装饰。
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敌人，但百丽儿潜意识里认为不会是坏人，哪怕是坏人，也比落到那些伦敦城里的下三滥手上强。
这并不单是简单的嫌贫爱富，百丽儿拥有属于自己的鉴人哲学。
她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前正试图赔上丰厚的嫁妆把十六岁的她嫁给一名四十四岁、有三名前妻、六个小孩但拥有国会上议院席位的破落贵族，以实现家族地位的上升。
这个时代女性的地位不论哪边都非常糟糕，而且同样的是上层女性都受到更多束缚，下层女性则因生活所迫反倒稍稍自由。
当然这自由也是相对而言，瘟疫的散播、家畜的暴毙、男人的阳萎、牛奶的丢失，以及暴风雨的到来都会让无辜的女人变成女巫。
而生来接受基督教与新教杂交的英格兰人圣公会传统教育之下，百丽儿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与价值，在混乱时代保住贞洁就是作为联姻工具最大的美德。
落在伦敦无业流氓手中要比被明军带走坏太多了，往好了说，前者显然没有足够得到性生活的机会，而后者看上并不像情况糟糕的模样。
至少依照东洋旗军看上去的模样，一个领口露出丝绸衬衣、干净且得体的男人站在英格兰任何地方，都不会缺少女人投怀送抱。
事实证明百丽儿的判断非常准确，女人们的担忧完全多余，直至她们被两名东洋骑兵带到西敏寺，漫长的路上两个骑兵除了用眼神表达对她们的吊钟裙撑感到奇怪外，几乎没朝她们多看一眼。
进了西敏寺，事情就变得更奇怪了。
百丽儿粗略估计，大约有七十名红帽子在西敏寺各个地方，井然有序地各干各的，全然不像她在英格兰见过的那些粗俗、野蛮、肮脏的士兵。
有解去棉甲穿着深蓝色棉军服与棉甲裙的明军在走廊地板上铺好厚实有光泽的帆布，把皮背包垫在帆布上面当枕头，然后才躺下去。
红色棉甲盖在身上，最后把脸上盖雕绘花纹有盔枪的精美头盔来遮挡阳光，抱着火枪沉沉睡去。
有些人在教堂的花园草坪上，七八个人围一处篝火坐着吃饭，吃饭的人用手拿着百丽儿没见过的饼，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同样的精巧陶罐与木碗，轻松说着什么。
还有人没吃饭的人，则照着锡盆里的清水用他们的制式刀子修剪胡须，并不剃光，只是把杂乱的胡子修剪整齐，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留着有长有短的整齐胡须。
那种刀子百丽儿见过，是用来装在火枪上的。
这些红帽子就好像她们这些女人不存在一样。
事实上百丽儿十分确定那些红帽子看见她们了，但就像没看见一样，别说她们想象中那些可能发生令人难堪的事了，明军对她们的存在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