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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塔在贝加尔湖之东，距莫斯科只有5042公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重要枢纽站，毗陵中国蒙古。对沙俄来说，如果丢了赤塔城，将意味着整个西伯利亚都难保。在海参崴和库页岛相继被中国收回之后，对领土天性贪婪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发电报给远东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责成他“对赤塔的命运负责”，尼古拉二世警告库罗帕特金说：“如果你丢掉赤塔，这将是中国对俄国新的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有损于俄国在远东的政治军事威望，而且有损于俄国在近东、中亚和欧洲的政治军事威望。无疑，俄国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尽可能使我们为难，而朋友则将把俄国视为软弱的同盟者而加以抛弃。这将造成你和你的家族无法承担的灾难性后果！”
在沙皇的巨大压力下，远东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心急如焚，加速向远东地区增兵，派出施塔克尔堡指挥的西伯利亚第1军支援赤塔，从俄国腹地调来的增援部队以每月2万人的数量开到，赤塔的守军达到十万人，而且各种战略物资源源不断从后方运来，俄军甚至也开始使用观测气球作战。
冯国璋的五万新军虽然有坦克部队的增援，但在赤塔城遭遇了俄军最顽强的抵抗，库罗帕特金扬言“宁死不从赤塔后退”！整个赤塔会战很惨烈，历时二十余天，俄方损失4万余人，中方损失五千余人，进入了对峙状态。
宋骁飞知道，在夏季，赤塔地区因为受贝加尔湖的调节，气温较凉爽，温度会有十几度。对中国军队有利，但对俄战争拖得越久，形势就会对中国越不利。一旦战事被拖到寒冷的冬季，那中国军队就危险了。但他一时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因为十万俄军毕竟战斗力也不弱，他只得电令张作霖抓紧在俄国的活动，资助俄国的革命者在圣彼得堡发动流血革命，搞乱俄国的后方。
其中，宋骁飞花重金资助了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革命者，给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了五万卢布的活动经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1887年3月13日，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同年5月20日被杀害。受到极大震惊的列宁从血的教训中增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并坚定地说‘我们不走这条路‘。1895年。乌里扬诺夫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于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笔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结婚。
根据宋骁飞的指示，张作霖和乌里扬诺夫达成协议，一旦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成功，将取消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条约，将沙俄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国土全部还给中国。其中包括库页岛和海参崴，并且俄国将把整个远东地区割让给中国。宋骁飞让张作霖护送列宁等革命者回到彼得堡，从库页岛中释放的五万政治犯中， 很多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很快就团结在了乌里扬诺夫的身边，寻求合适的机会。在圣彼得堡搞暴乱活动。
很快，这些革命者暴乱的机会就来了！
那天，财政总长席家栋来给宋骁飞汇报货币改革的工作，提到了俄国在中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危机。
华俄道胜银行，总行设于圣彼得堡。作为沙俄对晚清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在1890年就成立了，时间比历史上提前了，由俄国、法国共同出资、共同管理资本600万卢布。不过主要还是由俄国人管理，素有“民间外交家”之称的俄国贵族——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长期在远东活动，担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
晚清和李鸿章总统时期，为了取得沙俄和法国的支持，打败日本人，中俄两国政府交好， 根据三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华俄道胜银行有权代收中国政府各种税收；有权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业务；可以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所募公债利息；敷设东北境内铁道和电线等工程，在中国的上海、天津、旅顺、迪化、库伦五处设立了分行，大量发行纸币。
席家栋辅助内阁总理盛宣怀进行货币改革后，制定了《中国银行管理法》，就连张之洞控制的湖北、湖南等地都只能使用共和国统一发行的银元，以及后来还发行了控制极严的纸币。华俄道胜银行连同中国德旧制钱庄，都没有了印钞权，税收特权也取消了。而且根据这个银行的管理办法，中国1900年就已经全面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华俄道胜银行也只能在中国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
中俄战争爆发后，宋骁飞更是命令中国政府取出所有存入华俄道胜银行的钱，开始大量兑换黄金白银，这让华俄道胜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资金短缺的尴尬局面。
席家栋跟宋骁飞汇报说：“从1896年开始，华俄道胜银行总股本为1365万卢布，但截止1900年，华俄道胜银行一共发行了5. 3亿卢布纸币，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到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中去了。”
宋骁飞虽然不太懂金融，但他也大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