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闵哥，给我两天时间考虑，顺便也把这里的工作交接了。”
我才发觉我和王杰国的区别。
张丹妮叫他“哥”，叫我的时候却多了姓氏。
前几天不是这样的啊，张丹妮也是叫我“哥”的。
……
三天后，又是夜班。
夜班不夜班，我都是住在办公室里的，我还没有找到房子。
“师父，有线索，起码是100分的大看点。”
李伟一惊一乍地大呼小叫。
我们跑新闻是按照分值来计算稿费的，保底八块钱一分，一百分的新闻，价值八百块钱。
一般的小新闻，大多是40分一条，只要记者愿意吃苦耐劳，月薪还是能上万。
“什么线索，值得你这么兴奋？”
“师父，樱花浴城有人跳楼了，据说死了呢……”
“找死啊你，这样的线索你居然这么高兴？”
我非常生气。我不止一次教育我的徒弟们，做记者一定要心存善念，不要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不错，记者是需要做新闻，我们的收入也是靠新闻的质量来核算的。但是我们记者做新闻的目的，是为了将政府职能部门忽略的事情公之于众，充分发挥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做好协调沟通工作。记者，更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李伟委屈地说：“师父，我没有高兴啊，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条线索。”
突然大惊：“你刚刚说是哪里啊？樱花浴城？”
“是啊！”李伟纳闷地又重复一遍：“樱花浴城有人跳楼，报料人说好像是死了。”
“走！”
我的心突然跳得剧烈。
……
“闪开，现场已经封锁。”
“走开，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和李伟刚刚赶到现场，就吃了非常窝火的闭门羹。
樱花浴城就在公路边，案发后半边公路和人行道已经被封锁了。
无论是警察还是社区工作人员，在警戒线之外一字排开，若干人对手持话筒的我和扛着摄像机的李伟推推搡搡，把我们隔离在警戒线三米之外。
不要说能拍摄到死者，连勘察勘察的民警的影子也捕捉不到。
我懊恼地摇着脑袋，心里憋着怒火。
记者，就是艰难的卫道士，为了捍卫公理和道义，忍辱负重地在各个职能部门和民众之间游走。
“师父，怎么办？”
李伟郁闷地问我：“光靠那几个所谓目击者的描述，好像不能成片呢”。
目击者倒是采访了三个。
“死者好像是一个女孩，据说是浴城的保洁员，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
“好像的讨薪的呢，原本只是站在窗户边吓一下老板，不料失足摔下来了。”
“我听别人说是一个女孩子，好像和男朋友吵架了……现在的女娃娃太脆弱了。”
几段同期说的都不一样，怎么用？自然是不能成片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死者是一个女孩，坠楼而亡。
但是，一点现场的画面也没有，还是不能成片。
“咋办师父？”李伟又在催。
“哎呀不要闹。”
我狠狠的瞪了李伟一眼：“没看见我在想办法吗？”
我拨打吴耀驹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接听。
我不想和那些维持现场秩序的辅警多费口舌，直接找到了一个民警，笑着试探：“警官，我是《第一现场》的记者，和吴耀驹是好朋友，可不可以通融一下，我们就在警戒线外面拍几个镜头，拍完就走了。”
那民警认真地看了看我一眼，原本凶巴巴的表情松弛了一些，认真地说：“你也是老记者了，也该知道我们的规矩，没有上面的指示，我也不敢放你们进去是吧。”
我急忙解释：“我们不进去，就在警戒线之外，只要你叫你的那些兄弟不要故意的挡住我们的镜头就行了。”
民警很为难，主动给我支招：“要不，你跟我们政工科的李主任打个电话？他同意了我就让你进去。”
我努力地保持笑容：“你看这深更半夜的，不是太好打扰李主任吧……对了，吴耀驹在不在？”
“哦，吴队啊，在里面忙着呢”。
难怪这小子不接电话。
县官不如现管，吴耀驹在就好办了。
“要不，麻烦兄弟你帮我通知他一声，就说我来拍几个镜头。”
我把警官的称呼改成了兄弟，这样要亲近一些。
果然，民警的表情亲和多了，朝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请稍等。”
五分钟过后，民警果然把身穿便衣、腰佩手枪的吴耀驹带了过来，不过我一看吴耀驹的脸色就感觉不妙。
“老闵，你不能进去。”
吴耀驹冷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我的眉头立即蹙了起来，双目如剑直视吴耀驹，然后小声说：“你不是有病吧。”
“我没有给你开玩笑。”吴耀驹一点不买账，脸上挂着霜。
我一把扯住吴耀驹的胳膊，把他拖到人少的地方，很认真地生气：“你是存心整老子吧，我夜班的任务还没完成，要被扣钱的，就差这一条了，而且这一条也就差几个镜头”。
吴耀驹似乎心软了，犹豫了整整一分钟，无可奈何地说：“行，就让摄像在警戒线外面拍几个镜头，不能靠近现场，不能拍摄死者的特写，这样该可以了吧”。
我点点头，突然纳闷地问：“最近也听说要开什么大会啊，是不是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