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报社的选题会结束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任让我留一下，待同事们都出发去采访之后，主任把我叫进了他的格子间。
主任直截了当地通知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联系“禁毒口”，也就是不再联系禁毒局和边防总队。主任说，考虑到我大学毕业不久，建议我联系“高校口”，也就是跑学校，主要是本省的大中专院校。
我有些发懵，脱口问道：“为什么？”
主任说：“你自己想想。”
我突然想起，昨天交给主任的，写禁毒局破的那个大案的稿子，没有送到禁毒局去审，特别是没有送给那个处长审阅，而那篇通讯今天已经见报了。按规定，这样的稿子是要加盖禁毒局审稿章才能见报的，难道是这件事情捅了漏子？
我紧张地问：“主任，禁毒局那篇稿子出了问题？”
主任阴郁地摇了摇头，说：“那篇稿子，在见报之前，我们已经传真给禁毒局的新闻官看过了，他们没意见。”
我松了口气，问：“那为什么要调整我的分工？”
主任摇了摇头，说：“我也奇怪，边防总队宣传处给报社总编室打了电话，说是希望我们换个记者联系边防总队。边防总队是涉密单位，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只有照办。既然边防提出换人，我的意见是，禁毒局你也不要跑了，这两个单位历来是一个记者联系的。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在边防捅什么漏子了？”
边防总队的意见？
我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我才说：“没有啊！”
“没有就算了，别想那么多。准备一下，一会儿我叫原来跑高校口的记者给你介绍一下情况……”主任的声音像一片羽毛，轻飘飘地从我的耳朵边飘过去。
我木然地点头，木然地离开主任的格子间，木然地回到记者部大办公室里我的格子间坐了下来，对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幻的贝塞尔曲线发呆。
“蝈蝈”的手机停机了，汪副处长的手机变成了空号，边防总队宣传处的人都在回避我，现在，边防总队又向报社提出，希望换个记者联系边防……这一连串事件在我脑中艰难地组合排列，像一堆街头挥刀乱砍的小混混，搅得我的脑浆血肉模糊。
惟一可以确证的是，这一切，很可能就与一个星期之前的那个夜晚，与我们之间的一夜长谈有关。
我莫名地冷笑了一声。
让我去跑大学，真亏了主任能想得出来。他当然不会知道我的大学文凭是假的，更不会知道我是个辍了学去当坐 台小姐的坏女孩，他不知道我一进大学的校门就恶心得想要呕吐！
这时候，我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原先联系高校口的记者约我谈一谈。我木然地答应了。
随后我们在记者部的小会议室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说什么我一概没反应，末了他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昨天夜里赶稿子，没睡好。他“喔喔”了两声，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之类，匆匆走了，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鸟。
我的样子真的很凶恶很可怕吗？
我回到出租房，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我打电话给李浩，带着哭腔对他说，我碰上麻烦了，中午能一起吃饭吗？我的声音让他有些吃惊，他立即就答应了。
我和李浩约在丹霞路上的“美而美”快餐店。这个细心的男人一眼就看出我心神极度不宁。我们点好了各自的食物，等待服务员上菜的过程中，我简单地跟他说了边防总队提出换人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任何与“蝈蝈”有关的任何事情。李浩答应帮我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名记，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隐密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他知道我是做过“鸡”的，而且曾经嫖过我。但他同样不知道，我大学根本就没有毕业。我在海口的太阳下卖房子，在成都的夜店里卖啤酒的时候，口袋里已经有了一纸比真的大学**、学位证还要真的**和学位证。
我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李浩露出心疼的神情。我们的午餐很快就结束了，我坚持aa制，各买各的单，李浩同意。临分手时，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安慰我没什么大不了，离开缉毒这个敏感话题也许对我是件好事，他说，跑高校不是很好吗？成天跟一群阳光灿烂的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在一起，阳光会把你漂白的。他再次承诺很快帮我打听事情的真像。我说谢谢，谢谢李老师。他哎了一声，听起来像叹息。
我强迫自己工作，我打开电脑，上网，在搜索引擎里键入本省几所高校的名称，查找相关的信息，试图找到可以很快着手去做的新闻线索。我无法集中精力，我干脆在搜索引擎里键入“蝈蝈”的名字彭卫国，不出意料，一下子跳出来几十个“彭卫国”，所有的链接都与需要的“彭卫国”无关，与我亲爱的“蝈蝈”无关。
在这个世界上，像“蝈蝈”那样的人，他们说消失就消失了。
“消失”这个词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坦白地说，我联想到了另一个词：“牺牲”。
我挎着一个硕大的单肩布包，包里胡乱塞着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记事本……我疲惫不堪地行走在大观河边。
我的大包压得我左边的肩膀生疼。三年前，我可不用背这样的大包，我只有一只手袋，手袋里没有几个钱，因为妓 女最怕被嫖客抢劫。我的手袋里那时装着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