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他就是夸新法得到王安石重用的，包括这次出使，王安石立即推荐了沈括。然而王安石一下台，立即向吴允反映新法的种种弊端。
赵顼很少骂重臣小人的，但就说了吕惠卿与沈括是小人。
然而为什么王巨对沈括很看重，一是此人确实有学问，这个学问不仅是书括农田水利上，因为他的学问，也颇有建树。而且此人赋有心机，他一生命运转折点不是两面派，相反的两面派让他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败就败在了永乐城，那一战太惨了。
科学上需要沈括推广，政治上也需要这样有心机的人做战友……当然，王巨写信给沈括时，还是很注意的，不然弄不好就成了第二个大苏。
大科学家下去，非同凡响的，他先是去河东盘查，不仅是黄嵬山一路，辽国人所争的一共有四处，一是黄嵬山，向南挖了三十多里。二是蔚州秦王台、古长城地段，向南争了七里。三是武州瓦窑坞地段，向南争了十里以上。四是长连城地段，也向南争了一部分，绵延到了黄嵬山。然后将原来宋朝疆域地图，与现在辽国所争的疆界线绘制成图，递给赵顼。
辽国人争是没有道理的，这幅地图就是证据。
然后与辽使六次谈判，辽国只好舍去黄嵬山，而请天池。
其实王巨在京城也说过这件事，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然而黄嵬山这一段不能让。
但王安石忽然又用韩缜代替了沈括谈判。
并且王安石在地图上以黄嵬山画了一道线，对韩缜说了一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当然得到了黄嵬山，辽国开心万分。
因此后人为此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王安石没有卖地七百里。单论长度或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