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王巨和章楶都分别在脑海里做过反复的推演。
想要打败辽军易，只要辽国军队大咧咧地来到夏州，他们就注定了败局，就更不要说后面分兵宥州、洪州，又分兵盐州。
但想打得他们心寒难。
因为这一段向北，就是著名的南河套了，它方圆数千里之大，面积几乎相当于大半个河东路。因此当年李继迁被宋军打败，往河套里一钻，然后宋军傻了眼。
辽军不是李继迁，但南河套这些游牧民族对西夏比较忠心，辽国是来支持西夏的，因此对辽军好感度较高。包括这一行，辽国就请了许多河套地区的牧民做向导，如果往深里说，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矛盾。宋朝是农耕文明国度，岂能指望游牧民族对宋朝有多少忠诚度？除非宋军强大到足以辗压任何对手，迫于宋朝的威严，他们也就老实了。
在这种背景下交战，辽国会损失惨重，但损失的会是那批人呢？
民夫！
但这些民夫都是从山后组织起来的，基本上都是汉人，放掉吧，没有震慑力了，杀同样不能杀，不顾民族立场吧，这一杀，山后所有汉人会彻底倒向辽国。
辽国的主力部队因为有当地牧民带领，又是骑兵，又是一个宽阔无比的所在，会迅速进入南河套，然后撤回去。
但问题还没有完，实际上从辽国真正出兵西北起，两国脸皮等于抓破了，战事结束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布置几十万大军，象铁门关等处，顶多驻守一营官兵，就是河套除了组织一些边兵节约财力，正规的驻兵不过数将官兵。最好的例子，原先河东十二将官兵，八将官兵于府麟路轮流驻戍，也就是分成两班倒，每班四将，防御麟州与丰州，余下四将各分成两将，防御代州火山军。
这才是正常的防御兵力，但问题来了，因为这场战事，南河套的游牧民族与辽国绞在一起，又是若大的面积，由他们带领，那么到处都是空子，到时候轻则南河河套丢失了，重则威胁到整个西北的统治。因此这一役必须将辽国打寒，打得他们以后提起西北立即噤若寒蝉。
这才有了这个囚笼战术。
…………
内河船只想要航行安全，不是河流大小深浅，大河行大船，小河行小船。
危害船只安全的因素是河流悬差大，比如青铜峡上面，一直到应理（中卫），这一段河面比下面的河面还要宽阔，然而因为青铜峡水位落差大，则不利于航行。
但得看怎么利用了，正是有了这个水位落差，所以就着它，置了汉源渠，唐来渠，汉伯渠，七级渠等水利工程，雍正时又利用它置了惠农渠，解放后又修了东干渠，一道青铜峡，造就了宁夏九成水利灌溉工程。
其次不能多礁石，著名的就是三峡，水位落差大，导致水流湍急，礁石多，因此事故多发。
水位变化不能太大，如兰州，实际上如果不怕危险，整个上游通航不是到达青铜峡，而是一直通达兰州，只是兰州一带黄河水位变化大，河底多石，余下又有一些险峻河段，所以不利于较大的船只行驶，而且航行风险高。
这次王巨伐夏，刻意从渭水流域的一些船坞带来许多工匠，又于前年就在关中训练了一些水军，但从就没有想过，在兰州造船，节约运输成本。
河流不能忽然变窄，王巨所说的航运，上游是灵州，下游则是河口渡，从河口渡过去黄河则属于中游河段了，其实这段黄河多峡而不险，如果从壶口瀑布中转一下，那么航道能延伸到龙门的禹门口。
但问题是自河口而下，河道忽然收缩，水流也变得湍急，以宋朝的技术，航行依然很危险，所以王巨也从未考虑。
最后便是河湾多，船舶航行是借助水流的惯性前进，不象在陆地上，俺们来一个急刹车，船夫看到湾道时必须提前做出预判。同时湾道会产生回流，使得水文特征产生诸多不确定性，最有名的就是三门峡那根砥柱，依据水流的惯性，出三门的船只正好对着那根砥柱撞去，俺用舵，俺用力扳舵，但往往还是会造成事故发生。
那么这段黄河是什么特征？宽阔，水流平缓，多湾，故称河曲，特别是几字上面那一横，那可不是直的，积石军那段河段称为九曲，可是那一横最少有九十九曲！
不过曲多，但因为河面宽阔，水流平缓，航行风险性依然很小。但造成一种现象，频繁地改道。
黄河出了贺兰山，两边都是沙漠与戈壁，风一吹，沙子一起飞到黄河上了。但因为水流平缓，河沙立即沉淀，比如南段的河流有湾口，产生回流，河水不是向下游而去的，而是冲向河流中间，于是河沙会在这一片迅速积淀，但河水要必须往下流，于是河水变得迅急起来，便搜刮北岸的泥沙，从而产生改道。
最有名的便是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包头南河段南移一里半路，光绪二年，包头南河段又大规模南移。现在哪里有两个很不错的渡口，河朔渡（托克托河口镇），毛岱渡（萨拉齐），因为渡口的繁荣，造就了两个繁荣的城镇。但黄河南移后，失去渡口加成之效，萨拉齐还好一点，变成了土默特右旗县政府的一部分，至于河口镇，全国那么多河口镇也找不到这个河口镇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河口村！然后包头南海子渡开始繁荣了……
不过这两次改道算是这段黄河改道较大的规模了，余下改道虽频繁，规模很小，往往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