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终于剪除了异己，这一次大清洗，宇文素，苏庭林，东方文杰三大门阀瞬间垮台，光斩首人众就多达八万余人，门阀势力也逐渐消亡了下去。他又派大军剿灭了唐家堡的判贼，可是唐家父女俩却没了踪影，这让他郁闷了好一阵子。不过想到唐玲儿尚在人世，心里的一点点愧疚之情也就平息了。林南这时也发现了自己当初有着太多的想当然，他此时的思想已经不再是做一个昏君了，至少不想做一个亡国的昏君。
他首先吸取了以前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但是林南最重视的还是人才的选拔，在华夏古代的意识里，选拔人才是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的。可是当一个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到底应该选哪个？传统的说法是，首先我们要德才兼备，这个话没错，但是不能兼备呢？传统的做法是先德后才，但是林南的做法正好相反，他颁布求贤令，公开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唯才是举”。也就是说当德和才一旦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首先取的是才，而不是德。
他这个口号一出，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原因是如果一个人连至少道德品质都有问题的话，怎么可以做官呢？林南大胆的提出三种设想。
第一种，有德无才，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拿了有什么用？第二种，求全责备，我好容易发现一个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毛病，我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就是弄虚作假，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这个是不行的。既然华夏古代有了这样的弊病，林南的做法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林南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唯才是举”。
林南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这个人有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所以林南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固然最好，但最主要的还是唯才是举。
再这个前提的感召下，一大批人才聚集到了林南的周围。文有杜如晦，李靖，麻叔谋等。武有侯君集，徐世绩，罗成等。
这以后林南又提出了关于“廉与贪”的问题。林南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贪。
比如有些人爱占小便宜，当官的时候顺手牵羊牵些什么，但这些人的本质并没有那么坏，而且拿的东西也无关紧要，所以林南对于这样的人的态度就是罚俸。华夏古代总要讲究清正廉洁，比如朱元璋是最恨贪官的，甚至发明了扒皮填草这样的酷刑来惩治他们。结果呢？明朝的贪官却是所有朝代里最多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大多是伪君子，面上装着不拿，其实心里还是想拿的。
所以林南先是给官员提俸，使他们的俸禄达到除了可以养家之外还有些富余。然后面对小贪也只是罚俸。但对于大贪却也十分严厉，予以诛九族的大罪。就好比一只会抓老鼠又爱偷东西吃的猫，你没必要因猫偷了点东西你就一棒子打死他，因为它留着还是有的。至少能逮住老鼠。
但这些不代表林南就不注重法制，他曾亲自宣布：“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恐怕也只能是穿越过去的林南了。
法律制定出来后，林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黄龙初年，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林南却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林南的苦心经营，黄龙初年法制情况出奇的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一个月之内竟然那只三个人被判了死刑。
另外华夏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华夏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林南下旨禁止歧视商人，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在林南政府的倡导下，大隋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成为当时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商业城市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杨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洛阳和陪都长安则成为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黄龙三年，也就是林南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大隋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洛阳更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后世的美国纽约一样。隋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隋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隋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
隋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华夏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华夏人为荣。不仅首都洛阳，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隋王朝成为了华夏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