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带队去把独孤求婚逮捕起来！”叶孟言又手舞足蹈起来，“擅自调动部队进入百仞城，这是要搞军事政变！”
“到底谁要搞政变？”薛子良糊涂了。
“这没你的事！别添乱！”北炜训斥道，“解除紧急集合，回去睡觉！”
赶走了叶孟言，北炜对薛子良说；“你赶紧准备一下，跟我来！”他的语速很急促。
“好，我这就去。”薛子良赶紧从墙上摘下武装带。
“不用了，不要带武器。”北炜说。
“ok。”薛子良给自己带了一个美国警察的专用强光手电棒，必要的时候能用来当警棍。
当下北炜又点了四五个人一起去。出去之后吩咐在城门上的炮楼加上双哨。没有上面的命令不许打开城门。
这时候，在城内外，许多部门的灯都亮了起来。连博铺的海军营地、海军码头、造船厂、化工厂的办公楼、宿舍都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和集合鼓声、归营号。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几十年后，当帝国的旗帜在全球飘扬的时候，帝国的极初期历史不再是禁忌的话题，史学家们对元老院的这段“禁忌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由于元老院的特别恩准，许多初代目元老的非公开回忆录、会议记录、官方档案得以有限开放给历史学家们阅读――不得复制，不得携出。
发生在旧耶历1629年，大明崇祯二年，圣历1年12月底的“女仆革命”是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课题。而“女仆革命”当晚的许多历史细节至今依然扑朔迷离，说法不一。独孤求婚有没有率队进入百仞城，如果没有又是谁在独孤求婚到达东门之前把他拦住，迄今为止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
根据元老院的官方记载：当晚独孤求婚调动警察队向东门市开进的时候，被负责百仞城东门警备任务的特侦大队的几名军官所劝阻。在北炜和薛子良的劝说下，独孤求婚放弃了继续向城内开进的念头，退回了东门市派出所。
但是根据原叶孟言的回忆录《长刀第一夜（禁刊稿）》一文的记载，当时是他和薛子良俩人同时执行拦截独孤求婚的政变队伍――精锐的ss警察团。当时百仞城内唯一的武装力量就是一个不满编的特侦大队。兵力极其悬殊。双方在百仞城东门外遭遇，我方当即向独孤求婚喊话，要求其解除武装，退回原驻地听候处理。忽然警察队中有人向特侦大队开枪，薛子良一听枪响就带头逃跑，造成我方很大的混乱。我方在叶孟言的奋战下终于得以扭转形式，经过激战将参与政变的ss警察团全部击溃歼灭。随即活捉了独孤求婚。
薛子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光明的灯塔指引我走向人生辉煌》一文中却是大相径庭，表示当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独自一人带着几名警卫员赶到东门大街的时候，虽然独孤求婚的警察队武装到了牙齿，不但有米尼步枪，还装备了当时极为罕见的sks步枪。多人企图对他实施人身威胁，他还是一个人以大无畏的精神赤手空拳就解除了警察队的武装。“没有人敢发出反抗的声音，连不满的支吾声也没有。”
前工兵总监潘达的说法：当晚他正在连里和士兵一起准备新年庆祝晚会，听到消息之后，严守纪律，没有出动部队，更没有带武器，只身一人前去拦截独孤。他头戴安全帽，一手持工兵铲，一手持锅盖，以张飞独立当阳桥之势，在东门大街上昂然而立，乱兵到此，为之气夺，不战而溃。潘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有人问我面对如林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有没有害怕，我说害怕是有得，但是想到背后就是执委会，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但是前军工生产部部长林深河否认有这回事。在《帝国春秋》的一篇访谈文章中，他说道：“当时正是我带领工能委工作的群众一起用手持撬棍和扳手拦住了警察队。”林深河说到这里很激动，“来得警察队一个个都是顶盔贯甲，手持大棒，要是不把他们及时的拦住，恐怕城里不少人要头破血流，大业毁于一旦。”
记者问：“当时参加拦截的元老还有哪几位呢？您说的工能委的群众应该都是元老吧？”
林深河（迟疑了一下），拍了脑门：“哎呀，记不清了，人老了，记忆力衰退了……”
几个月后《帝国春秋》又刊登了一封帝国元老王瑞相的来信。信中郑重指出：当天林深河在博铺对“打字机”的陆军版进行改进，根本不可能在夜里赶回博铺来拦截警察队。而当天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的拦截警察队，劝说他们返回的正是他王瑞相，还有海军的几名军官――不过因为年老的缘故，他也记不清海军的几名军官姓甚名谁了。
由于宣传部的介入，《帝国春秋》很快声明将不再刊登其他元老关于此事的来信，但是在《帝国农业》杂志上，又刊登了原农业人民委员，元老吴南海的回忆文章《稻熟猪肥忆往昔》，文中提到，当晚的示威队伍只在农庄咖啡馆前就被他拦住了，带头的马某和单某后来在农庄了喝醉了，第二天一早才递交的请愿书，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示威活动，至于独孤有没有发动警察队企图进城，他不在城外，不清楚此事。
教会史的官方编撰集《在上帝和元老院的荣光下》关于此事是如此记载的：百仞修院的修女们上街祈祷。在圣歌声中，一道白色的光芒照耀在东门大街上，警察队的士兵们纷纷流着眼泪丢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