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向益都前进，又有更多的消息汇聚过来。其中包括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淮东置制副使王贵负责的西南战线，在邙炀山以南，单州的单父县境内，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战。
当时，前军新补充完成的第五营，外加一个防戍营，正在邙炀山一侧的缓冲地带执行，某种例行的驱逐和扫荡任务。
却遇到了大规模逃亡过来的流民潮，遂分出一部人马加以收拢和引导，让他们转道去徐州，
却未料到这是北朝的淮西节度使杨可世，因势利导所设的一个陷阱，
因此，分出来的这部人马在很近的距离内，遭到了藏在流民潮中的北兵突袭，结果火力列阵的优势，都还没能发挥出来，就被突入近身，陷入了肉搏的苦战之中。
而那些惊骇的四散奔逃的流民，也成了冲击扰乱本阵的遮护，一时之间分不清楚那些事流民哪些是敌人，只能就地结阵一并加以击杀。
而暂时无暇援护陷入苦战的那部人马，然后尾随在流民潮后的北朝骑兵，也乘势发起突击，
最终从萧县白土镇赶过来的猎骑营，结果是就地待援的第五营已经损失过半，而协同的防戍营被整建制的击溃，丢失了一半以上的装备器械，
虽然这个损失对本军现有的规模来说，已经并不影响大举了，但是前军第五营的正将董平、副将李政皆战死，只剩下备将刘厚在继续指挥战斗。到了正将这个级别的战没，在军中却是已经不多见了，也好似颇为震动的。
因此，事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的追究相应失职与临阵对应不力，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和争端。
赵隆负责的军法系统，坚持追究相应将官节外生枝，超出职责作为导致损失的责任，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但是陆务观领导下的各级参佐系统，则不少人都为之求情，主张人死为大，既然已经战死了就不宜再做追执。
而作为前军统制兼战线指挥的王贵，则主动避嫌不做表态。
最终捅到了主持军中日常的副帅辛稼轩那里，却又被置留了下来，决定等我回去裁断。
相比之下，
另一个好消息就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脱产的吏务短训班成员，已经正式学成结业了。
这一批结业的生员大概三百多人，从成员结构和比例上说，还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我带出来的罗藩子弟和婆罗洲的国人，实际上他们在南方追随我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各种事务和行业管理的经历，因此转换了职责和角色后，上收起来也比别人要快一些；
然后才是润州——江宁背景的生员，这些地方文风鼎盛而民间的学识基础，普遍高过江南的其他地方，征募起来也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多。因为大多数人的晋身之途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被岭外涌来的各种背景人士，给抢占了。。
其次是徐州人，因为作为淮北道的首府兼青徐镇的治所，这里已经数十年不闻兵戈了，因此民间的文化底蕴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在那十几万强制迁徙到淮东的人口中，挑选出一些有潜力的对象来，作为多数人激励和榜样，也是一种不错的策略和手段。
以及少量的郓州人士，却是来自奖赏性的特批出身名额，郓州的文风不算鼎盛，但是象征性的选出十几个身家清白，而粗通文墨的年轻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至于青兖六州治下的人，则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些生员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关系简单，足够年轻且有一定文字基础就够了。
目前，已然经过镇抚府下六行在内的人事系统选调和支派，充实到各个基层岗位上实习去了。
这也是镇抚府建章立制后的一个硬性规定，任何政务系统的正任职位，必须有在基层服务一定年限，的相应强制前提，同时也是考核和升迁的优先条件。
这也算是新生未久的淮东体制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虽然他们还要面对各种新生事物的挑战，以及传统残余的影响和惯性。但总算是一个好的开端和起点。
当然了，在此之前因为各级官吏，几乎都是外来选派，或是从收拢流民中选拔有所专长和学识之人，本乡本土的反而因为某种缘故，没有几个。
因此，这也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某种名为“不接地气”的普遍问题。在粗暴简单的军管之下，尚且还没有显露出什么问题。
但不代表这种战时的特殊体质，就能这么天长地久的延续下去了。
故而，建立一套通过学习和工作，自社会底层逐级向上爬的上进通道，就是任何一个有所发展前景的政权，所必须完成的事情。
这一批人选，多少还有潜在的人为行政干涉的结果，而后面几批选入的生员，则重点已经转移到各大劳役营和矿山工场里去，通过集体制度下足够大的人口基数，来培养和选拔所需要的人才苗子，将成为日后的主流。
而另外留有少量保荐入学的名额，则作为在各级主官手中的某种便宜手段和福利。但也要因此承担相应的连带干系。
如今，
我所留下的联校体制，正在利用没有大战事的间隙，抓紧时间对六个直属兵马使，以及前沿的济、兖、徐、恽，三个州兵马使和一个州团练使所属的，大多数新选、新晋中下级军官和老士官，进行逐一批次的轮训和再教育。
这也是我留下的几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