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可不，这些战士都是清一色的德式装备，不光有步枪、冲锋枪，甚至还有名战士手里抱着挺机枪，一看就是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
正要抬腿向坦克走过去，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停下了脚步，严肃地问盖达尔：“大尉同志，你们的行动，什么没有及时向我通报？”
对于我的质问，盖达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惭愧地说：“对不起，师长同志，我的报务员在与德军巡逻队的战斗中，不幸被流弹打死了。而佩尔斯坚上尉的坦克里虽然有电台，但是他不知道的呼叫代码，所以无法和取得联系。”
我听他这么说，明白又有一名报务员在战斗中损失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剩下一号、二号和四号报务员。我用手向不远处的四号报务员一指，命令他道：“报务员，跟我一起走。”接着又吩咐谢杰里科夫：“大尉同志，我不在的时候，这里的部队就交给你指挥。记住，抓紧时间，把居民点里的防御工事修起来，以防止敌人可能发起的进攻。”
上坦克前，佩尔斯坚想让我坐到坦克里去，被我拒绝了。最后，报务员坐进了坦克，而我和盖达尔还有几名战士挤在坦克车身上，有两个战士怕站不稳，从坦克上滚下去，还特意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炮塔的把手上。
t-34的行驶速度还是蛮快的，我们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来到了那个意大利军营。搭载我们的坦克从四辆摆放在路边的坦克旁边经过，直接往里面驶去。我看到路边的帐篷很多已经被推倒，成群戴着船型帽的意大利士兵坐在地上，周围是我师的战士在看守。
盖达尔指着远处的一个木屋，及外面的沙袋工事，对我大声地说道：“师长同志，看，那里就是意大利人的营部，他们的营长就在里面。”
坦克在离木屋五十米的地方停下。盖达尔刚帮我跳下坦克，就有几个人迎了上来，领头的是工程师米海耶夫。他向我抬手敬礼说：“师长同志，意大利的营长就在木屋里，他说只要我们有高军阶的指挥员到来，他就投降。”
“我们这里谁会说意大利话？”我看了看面前站着的几个，不禁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不管是盖达尔还是米海耶夫，都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懂。
既然都不懂。那么他们是怎么和意大利人交流的呢？不会是打手势吧？在战场上。向敌人打手势。别人估计没啥看的兴趣，恐怕直接对着你就开枪了。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米海耶夫报告道：“师长同志，意大利人有不少会说德语，所以我能和他们进行交流。”
我看了米海耶夫一眼，点点头，说道：“好吧，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就跟我到木屋里去，一起去接受意大利人向我们投降！”
说完，我把冲锋枪交到一名战士的手里，大踏步地向前走去，盖达尔、米海耶夫连忙紧随其后，一起向木屋走去。
路上，盖达尔的心里也有点不踏实，他小声地问道：“师长同志，觉得意大利人会不会突然变卦，把我们全部扣起来啊？”
“不会的。”我肯定地说道：“如果他们想打的话。刚才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放下武器投降，而这个意大利的营长。之所以要在见到我们高军阶的指挥员后才投降，也是了给自己保留一些颜面。”
“师长同志，我不太了解意大利人。”米海耶夫也心里没底地说道：“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是了保存颜面，才要求见到我们高级指挥员后再投降。”
“肯定是这样，没错的。”刚才米海耶夫没有听到我说意大利的糗事，所以我特意向他讲了一个典故：“在1940年的6月30日，意大利驻利比亚的总督巴尔博元帅，在非洲的托布鲁克上空，被意大利自己的高射炮兵击落。而意大利人了掩饰这个让他们丢面子的悲剧，居然厚着脸皮对外宣布元帅是在同英国人进行空战时战死的。行了，工程师同志，到地方了，你上前去通报吧。”
我看到盖达尔和米海耶夫对视一眼，接着点点头。米海耶夫这才放心大胆地跑到沙袋工事前，和一名军官模样的人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米海耶夫跑回到我的面前，笑容满面地说：“师长同志，我刚问过意大利的军官，他说他们营长正在屋里等我们。我们进去吧。”
在意大利军官的带领下，我们从敌人的沙袋工事旁经过，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营指挥部。屋里中间有张木桌，桌上摊放着地图，摆在电话机，甚至还有一把手枪。桌后坐在一名意大利军官，看到我们进门，他连忙站了起来。
米海耶夫走上前，有德语和他叽里哇啦地说了起来，军官听了一会儿，有些诧异地看了看我，又用德语和米海耶夫说了半天，然后才绕过桌子，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抬手向我敬礼后，用的是德语或者意大利语，反正我一句都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半天。米海耶夫看我一脸茫然地盯着面前的意大利军官，连忙过来我翻译说：“师长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意大利营长一级上尉阿方索先生，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