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人物看重的‘红人’在外头别人撅了，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从哪里被撅的，就要从哪里找补回来。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国党’现阶段的‘盟友’名单中，敌人只有一个，直系军阀，也就是以曹锟为首的，以吴佩孚为主要帮凶的直系军阀头子。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团结的盟友。
比如下台的段祺瑞；在湖北老家当财主，不打算出山的黎元洪；或者是在东北积蓄势力的张作霖；还有政治相对开明，资金充裕，实力不断提升的浙江……都算是盟友。
可有多少人会认可这种盟友关系，就很难说了。
至少，就段祺瑞那样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把‘国党’当成盟友的，假如段祺瑞再次上台，大权在握的话，‘国党’肯定是他第一个要剪除的对象，或者其在段祺瑞心目中的危害仅次于已经羽翼丰满的张作霖。总之，‘国党’在民国政坛执政党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倒是在野党可以利用的对象。
虽说‘国党’内部很希望从浙江找回面子来。
可面对蒋百里，说他不懂军事？
真要敢这样说，‘国党’上下估计也会心慌的。毕竟，这话蒋百里可以嚣张的对孙大先生说：你和你的手下，都不是干军事的料。
可是‘国党’上下却难以反驳。
至于要和王学谦翻脸，这可真的想多了，浙江军政府的实力，在整个南方，乃至整个民国的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内，是一等一的强。要不是王学谦不愿意在军队上投入太多，军队扩编太快的话，说不定在长江以南都能听到王学谦的声音。
王学谦和他代表的浙江军政府的官员，无法成为‘国党’泄愤的目标，自然需要有一个替代者。
而且这个替代者的地位不能太次。让人失去欺负的乐趣。
最好‘国党’转移的目标能够吸引足够的活力，还能和肇事者蒋百里有些关联。
于是‘国党’上下一直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说起梁启超，就不得不说他和‘国党’之间的隔阂。或者说仇恨。 主要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当时在日本，华夏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甚至更多。这些人是整个华夏的希望种子，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按理说。梁启超等人是坚定的保皇派，是改革派，在清朝还是皇帝为元首的时代，是不该被驱赶去除，在国内成为通缉犯的。
很不幸的是，清朝末年，皇帝说的话，不算数。
牝鸡司晨也好，遮云蔽日也罢，总之。当时的清朝是一个女人说了算。
于是，以推翻皇权为己任，驱逐清朝统治者为政治目的‘同盟会’；还有支持皇帝的统治地位，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在日本胜利会师了。当然，在国内，他们的身份都是通缉犯。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时候如果能够合作，势必会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不过双方并没有打算互相妥协，反而发动了争夺华夏留学生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将获得政治上的莫大荣誉，并积聚大量的人才。而失败的一方，就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政客们都知道，单打独守是没有前途的。想要发展壮大，就只能拉帮结派。以保皇党首位的梁启超等人，主张皇帝没错，错的是制度，只要制度完善了，华夏一样能够成功。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支持。毕竟皇权虽然没落了，清政府的名声已经声名狼藉，但参照英国、德国和日本，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市场的。总所周知，这些国家都是君主立宪，也是世界一流的列强。
可孙大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不这样看，认为华夏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因为满清的皇帝，不能代表华夏的根本利益。
双方在皇权，这个问题上激烈的辩论。
在国家孱弱，民族有覆灭的威胁的时候，连义和团运动都能当成救国的良药，更加激进的一方显然更有优势。
作为双方的机关报，《民报》在节节胜利，不断的压制了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怜的很，因为这是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纸，面对的群体只有几千人的留学生团体。这样的规模甚至不像是报纸媒体之间的争斗，更像是私底下的小抄比拼。
失去了政治声望的保皇党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并没有沉默下去，反而被袁世凯等执政者重用，反倒是打赢了舆论战争的‘国党’一直延续着乱党的身份。
气节！
就成了心有不甘的‘国党’报人对保皇党，乃至梁启超攻击的唯一手段。
有前因，有后果，蒋中正被奚落，甚至在浙江被羞辱，立刻引起了‘国党’核心圈子的高度重视。当然这种重视是将一个已经消声灭迹多年的仇人引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启超很不厚道地嘲笑了一把孙大先生在广州被追随者变节追捕，狼狈逃跑的事实。连娇妻都不管不顾，只顾自己逃命的事实，就差指着孙大先生的面骂道：你这衣冠qín_shòu……当时刚刚逃到上海，还惊魂未定的孙大先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道，当时就气晕过去了。要是孙大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还没有成气候的‘国党’，说不定就化成一缕青烟，消散开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孙大先生对‘国党’的作用，这就是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