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问：“我到纪委上班前，有不少人送了红包，一共有多少？”他记得，在任职公示期间，一些市直单位的领导找准机会，纷纷送了红包。
作为一个副处级干部，红包一般情况下是五百，大方一点，也就给一千，周志远只记得收了不少，并不在意红包里的钱有多少，回家以后，就统统交给了杜丽雅。
杜丽雅说：“你猜一猜收了多少？”她在市图书馆当办公室主任，也送过不少红包，知道这种灰色地带的钱比较安全，并不需要担心。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清理过。”周志远回想了一下所收红包，说：“可能有一万多吧。”
杜丽雅凑到他耳朵边，说：“总共有四万八千多。”
周志远吃了一惊，他现在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也就三千多，一年正式的收入不会超过四万五，没想到上任前的红包比一年工资还多，于是惊讶地说：“这个未免太多了。”
杜丽雅说：“送红包都是看人下菜，你以前在地震局工作八年多，也没见几个人送过红包。”
她停顿一下，又说：“这次收的红包里，汾远煤业集团装了五千，这个红包等同于市政府秘书长秦一州送红包，也只送了五千。和你一样级别的干部，如果是在团委、妇联这些部门，恐怕连你的零头也收不到。同样在机关，同样进出一个大院，相差何止百倍，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周志远学的是法律专业，对法律法规有过深入研究。针对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国家在《刑法》里添加了一项罪名，叫“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刑期为五年。
然而，《刑法》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却没有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使许多法律和制度存在漏洞。一些腐败官员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有的甚至逃脱了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收钱的人没事，不收反倒有些麻烦，大家会说你反潮流，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和我们不是一伙人，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他不由得感叹说：“尽管大多数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是国家每年招考公务员，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这些人图的是什么？无非是名声好听一些，收入稳定一些而已。”
“你猜，网络上评判一个好官的标准是什么？是不管贪污与否，只要为老百姓做了事情，就算是好官。好官的底线沦落至此，说明了什么？就像这些红包一样，我如果不收，恐怕会成为官场异类，反而不利于开展工作。”
再次感叹一番，周志远对杜丽雅说：“这钱你就收着，不过，除了这种灰色收入，有人如果给家里送钱，一律不许收，不能因小不忍而乱大谋。”
杜丽雅在图书馆工作，每天接触不少人，消息比较灵通，她问：“听说有人给市委书记写信，举报市交警支队长宋边宁受贿，有没有这回事？”
周志远想起张晋忠强调的“严格保密”，说：“我现在身份特殊，你别去传这些话，同事们议论，你听着就行了，如果你也跟着说，传到某些别有用心人的那里，恐怕要生事端。”
杜丽雅点了点头，她心里明白，周志远所处的位置敏感，有些话确实不能说。
纪委调查宋边宁的消息，尽管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可是小道消息就如燎原的星火一样，很快传遍整个汾远大地。当然，大部分传说都有些失真，对于官员腐败问题，人们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津津乐道。
五天后，李明玉与周志远一起来到张晋忠办公室。
张晋忠在办公室与下属见面，通常不会离开办公桌，今天却破例起身，三人就坐在宽大的皮沙发上谈事。
李明玉挺直了腰身，打开笔记本，说：“通过调查，检举信上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第一个违规提拔问题，在宋边宁担任支队长这些年里，的确提拔过一批中层干部，但是都经过集体决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第二是工程承办问题，2009年8月，汾远市交通信号设施工程，经过了严格的招标程序，关于其间受贿五十万元的事情，中标企业否认了此事，查无实据。我们调查了宋边宁的个人账户，没有发现大额资金进出记录。”
“第三是逢年过节收受红包的问题，查无实据。我们委托审计局对交警支队账册进行检查，一切正常。”
张晋忠仿佛早就料到了这种结局，他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小口，等着李明玉的往下说。
李明玉继续说：“虽然宋边宁没有检举信中反映的违法违纪行为，可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超标准配车、办公用品过于奢侈等问题。”
李明玉讲完具体情况，总结说：“以上两个问题虽然属于轻微违纪，但是可以追究纪律处分。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违纪问题。”
听完汇报，张晋忠点了点头，说：“你们写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交给李朝霞副书记，她要向市委程书记汇报。”
李朝霞拿到调查报告后，稍作寒暄，就言归正传：“李常委，你仔细谈一谈调查的详细过程。”
李明玉理了理思路，就将这几天调查情况一一道来。
李朝霞不动声色地问：“你们这次调查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