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强被逮捕第二天，也就是元宵过后一天，不知是谁散步的消息，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公安局，希望抢到第一手的劲爆新闻。一时间，支局门口挤满了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
随着消息的进一步扩散，很快，曹飞洪的父母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听闻警方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于是，曹飞洪的父亲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希望尽快能够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在媒体和死者父母的多方施压下，郑少强很快便被押到了市公安局，由市局进行审查。
根据之前支局的调查，死者曹飞洪身上除了自己的指纹外，一共留有三个其他指纹。通过指纹比对得知，其中两个指纹是曹飞洪的好友李志文和赵军的。由于曹飞洪在2月1日晚上喝醉酒，是这两人送他回寝室的，所以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而且，这两人在曹飞洪遇害时并未去过火车站附近的犯案现场，且都能提供相关的人证。所以，警方认为，他们两人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具有作案的动机。故被警方排除。
至于另外一个指纹，通过之前在支局的指纹比对，确定是嫌疑人郑少强的。首先，在李志文和赵军送曹飞洪回寝室时，据两人指证，那晚正好碰到郑少强去过曹飞洪的宿舍楼，且在楼道上见过面；其次，郑少强在死者遇害的时候，并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相应的人证；再次，郑少强与曹飞洪曾经发生过过节，具有相当充分的作案动机。
种种迹象表明，郑少强既具有犯罪动机，也具有犯罪可能。故而，在市局的审问中，很快便被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谓证据确凿。
由于媒体的外部压力和上层领导的内部压力，这一系列的工作只在短短一天时间便匆促完成。因此，通过简单的再次审讯后，市局认为此案已经非常明了，犯罪嫌疑人郑少强就是杀害曹飞洪的真凶。由于两人去年发生的过节，导致郑少强被学校处以记过处分，心怀不满的郑少强便利用学校放假的大好机会，精心策划并实施了这起看似火车事故的故意谋杀案，可谓性质恶劣，残忍至极。
在确信没有任何疑点的情况下，市局便将此案移交检察院，以待后续法院择日审判。虽然警方对外宣传此案已经完全侦破，可是，在警察的整个审讯过程中，郑少强始终咬紧牙关，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也没有承认杀过人，更没有蓄意谋杀。不管警察怎么逼供，甚至动用武力，他都拒不认罪，拒不签字，也绝不屈服。
在这一天，张振生一大早便出了门。他没有去支局，并不知道今天早上市局已经来人将郑少强押走，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市局的人接手。
此时此刻，他拿着周东升提供的火车票，正独自一人去火车站进行调查，想确认周东升是否真的乘坐了1月28日的火车回家。既然现在嫌疑人已经锁定在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身上，必须搞明白他们中到底谁在说谎，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从票面的安检印章来看，这票应该是真的，似乎可以证明周东升进过车站。但是，安检印章只能说明他曾经进入过车站，并不能代表他就乘坐了火车，也并不代表他就回了家。为了确定周东升是否真的上过这趟火车，张振生找到了火车站的负责人，向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这趟列车负责票面上车厢的乘务员前来问话。
乘务员是一名三十来岁的女性。他们的谈话是在火车站的一间工作室进行的。张振生把火车票递给乘务员，让她帮忙确认该人是否乘坐过该趟火车。乘务员拿出自己的登记簿，核实了票面上的信息，确认该人的确上了火车。至于此人是否是周东升本人，乘务员并不能确定，毕竟2003年的时候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对持票人的长相、年龄之类的也没有任何印象。
未实名制购买的火车票，单纯从票面上并不能得知购票人的身份，这也给了很多违法分子不少可乘之机。而真正的实名制购票是在2010年才开始推广施行的。有了火车票实名制后，就能从火车票获知购票人的身份信息。这也减少了不少违法犯罪的产生。
得到这样的结果，令张振生既意外，也不意外。以他对周东升的了解，此人心思缜密，性格沉稳，既然对方毫不犹豫便将火车票给他，一定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不太可能单纯从一张火车票上暴露出什么端倪的。这一点其实张振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想过，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前来调查，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在火车票上一无所获后，张振生本打算直接回局里的；但是，在返程的路上，他突然想到，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的口供惟一存在分歧的地方，便是在2月1日早上是否给对方打过电话或者说是否接过对方电话这点上。他不禁想到，似乎可以从电话这点上进行调查，来证实两人口供的真伪。
于是，他没有返回局里，而是开着车直接前往市里的电信营业厅，希望能够查询到2月1日早上他们两人的通话记录。为了节省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他打电话让学校宿舍的管理员提供郑少强和周东升寝室的电话号码。
到了营业厅后，张振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件，让工作人员查询2月1日早上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个寝室电话号码的通讯记录。没过多久，工作人员便调出了两部座机号码的通讯记录。
张振生仔细地浏览着2月1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