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出乎李文忠意料的是，朱元璋召他入宫之后，并未当面斥责他，而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他，做人不要太高调，不要授人以柄。
另外，朱元璋也反复告诫李文忠，要注意搞好团结。早先在浙江，他与谢再兴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又与杨宪闹得不可开交，如果老是这样，对他的名声可不好。
李文忠出宫之后，去探望过卧病在床的李善长，也拜会过胡惟庸。李善长和胡惟庸均向李文忠表达了相当的善意，说大家都是出自淮西，应该团结起来，不能让浙东集团的人为所欲为。
李文忠与李善长、胡惟庸达成临时同盟之后，便心生一条毒计，准备一举除掉杨宪。不过，这件事儿他可不能随便向别人说破，否则极易引火烧身。
李文忠只是告诉李善长、胡惟庸二人，既然大家现在是同踩一条船，那么，大家就要齐心协力，想办法收集杨宪的罪证，向皇上上密折。只要上的折子多了，皇上必然会恼火杨宪。
还有最重要的是，将来一旦杨宪失势，大家千万不可手软。要一举置杨宪于死地，切不可斩草不除根。
李善长和胡惟庸知道李文忠是准备跟杨宪大干一场了，为了表示诚意，李善长授意胡惟庸立即去找刘炳面授机宜。
这刘炳也是淮西人，早年间曾受过李善长恩惠，现在在御史台出任一名御史。因为御史中丞是刘伯温，他知道刘炳与李善长的渊源，自然是不会重用刘炳，几乎是除了一些简单重复性的抄写类工作、简单的办案工作，不让刘炳参与御史台的任何重大事宜。
不过这样也好，刘炳这些几年工作也相对清闲，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按照李善长对其的点拨，刘炳这几年几乎只干了一件正事儿，那就是不断收集浙东集团骨干分子的材料，尤其是刘伯温、汪广洋、杨宪这三人的材料。
要说浙东集团的这些人，在为官清廉方面，的确比淮西集团做得好。毕竟浙东集团的人都是文人出身，骨子里自带着一种清高。不过这种清高，有时候就会被别人理解成孤傲、目中无人……
经过胡惟庸的面授机宜，三天之后，就有大量的揭发杨宪的材料到了朱元璋的御案之上。这些材料几乎都是由中书省的胡惟庸递交，而这些材料中有大部分都是御史刘炳所奏。
在这里，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杨宪贵为中书省左丞相，这些举报他的材料怎么能够通过中书省向皇上递交呢？
那是因为胡惟庸有这个权力。因为被举报之人是中书省左丞相杨宪，而当时的中书省没有右丞相。因此，按照规定，胡惟庸作为中书省参政，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呈递给皇上。
试想一下，假如胡惟庸必须得把这些材料先向杨宪汇报，那杨宪怎么可能让这些材料落到朱元璋的御案之上呢？正是因为杨宪是当事人，因此他必须回避。而作为中书省当时的实际二把手，胡惟庸把材料直接呈递给朱元璋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当然，先前那些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橚等人的近亲属告发杨宪的材料，胡惟庸却并未直接呈报给朱元璋，反而是交给了杨宪。胡惟庸的目的，就是要让杨宪知道有这些举报他的材料，让杨宪认为背后是李文忠在搞鬼。
也就是说，胡惟庸对于这些材料要不要直接呈报给朱元璋，还是有一个自由裁量权的。这个自由裁量权如何使用，就是一种政治能力的体现。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材料，包括之前弹劾汪广洋的材料，虽然有很多都是出自御史之手，但并未经过御史台。因为一旦经过御史台，以刘伯温之精明，很可能将这些事情给解决掉了，哪容得了杨宪、胡惟庸等人在这里兴风作浪。
对于杨宪的为人，朱元璋还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事儿是有人在背后指使，而刘炳等人只不过是马前卒。
为了让背后指使之人露出水面，同时也是为了考验一下杨宪的政治智慧，朱元璋将这些举报材料一骨脑儿交给了杨宪，且没有多说任何一句话。
杨宪一下子看到了这些材料，吓了一大跳。当着朱元璋的面，他没敢发火。可回到中书省之后，杨宪立即大发雷霆。
他先是质问胡惟庸，这事儿为什么不向他报告？
胡惟庸心道：这事儿能向你报告吗？这事儿要向你报告了，这些材料怎么能到皇上哪里？
不过胡惟庸倒是赔着笑给杨宪解释道：他也对这事儿挺为难！毕竟这些材料是来自御史，而且按照规矩，这些材料他必须交给皇上。他把材料呈上去之后，正准备就此事向杨宪汇报，没想到皇上竟然将材料转交给了杨宪。
不待杨宪琢磨胡惟庸这话的真假，胡惟庸故意岔开话题道：“皇上看完这些材料之后，立即将材料原封不动交给丞相。看来，皇上对丞相还是信任的呀！这古话儿说得好‘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这事儿丞相还是看开一些的好……”
对于胡惟庸的这番“好言相劝”，杨宪没什么反应。他冲胡惟庸挥了挥手，让胡惟庸退下了。
经过一番琢磨之后，杨宪去找了刘伯温。
刘伯温听说御史刘炳告发杨宪，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惊讶。他告诉杨宪，刘炳与李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先前你三番五次举报李善长，这家伙自然也想着还击你几下子。好在是皇上竟然把这些告状信交给你了，那说明皇上是信任你的。你也不必要对此事耿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