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还要活着。
7名战士的阵亡通知书已经写好，除了一名战士是曹镇人外，其余6人的家，都不在苍阳县。
按照惯例，警卫连把战士们的遗容，简单清洗后，就准备火化。
在秦立的坚持下，举行了鸣枪礼，送了战士们最后一程。
熊熊烈火，烧得噼噼啪啪乱响，3小时后，只留下一堆骨灰。
将骨灰放在陶罐中密封，除了那名曹镇战士外，垒了个小土包，草草掩埋。
土包前，立了木质墓碑，写了6位战士的名字。
安排1名战士，带着6份阵亡通知书和这场战斗的战报，去司令部办理交接，再由司令部统一把阵亡通知书寄送出去。
但在战乱年代，什么都可能发生，常常阵亡通知书无法送到家属手上，可能家属已经离家逃难，也可能家属比阵亡的战士，更早的离开人世，什么可能都有。
而那名曹镇战士的骨灰和阵亡通知书，秦立想亲自去送，为烈士敬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林派了1个班的战士，保护秦立。
此时，战斗胜利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曹镇。
大多数人的心情是愉悦的，毕竟躲过了一场灾难。
只是家里有亲人参军的家庭，内心的情绪很复杂，即为亲人打胜战骄傲，又为亲人的安危担心。
秦立在一处小土房前停下来。
周围的人，看着秦立的少将军服，纷纷议论。
轻轻地敲了一下木门，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
看着秦立手里捧着坛子，加上秦立和后面的战士表情严肃，中年妇女已经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强忍着眼泪，中年妇女的声音有点颤抖：“这里是曹牧家，长官是不是弄错了？”
秦立很想说自己弄错了，但他找的，就是曹牧的家属。
没有听到想要的答案，中年妇女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秦立不知道怎么安慰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地把这笔账算在小鬼子头上。
曹牧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这种情景，他没有做任何询问，就知道参军的孩子，阵亡了。
他只向秦立问了一句话：“这位长官，曹牧这孩子有没有英勇杀敌？”
得到肯定的回答，曹牧父亲抱着坛子大笑，笑得很凄惨，眼泪止不住流出。
待曹牧父亲的情绪稍微平静，他对邻居说：“乡亲们，今天曹牧回家，我请大伙喝酒庆祝，这是喜事。”
从曹牧家离开，秦立在两边长满杂草的土路上慢慢走着，脑中是一幕幕酒席上的画面。
曹牧母亲呆呆地坐着，没有哭声，眼泪却不停流着。
曹牧父亲，不断举杯，感谢乡亲们来迎接曹牧回家，他喝得很多很快，想把自己灌醉。
乡亲们一直安慰曹牧的双亲，说他们生了一个好儿子。
酒席吃到一半，曹老太爷（曹氏族长）带着几位花甲老人，在门口骂曹牧父亲不懂事，怎么不去邀请他们一群老不死的，说曹牧是曹氏的骄傲，他们理应到场欢迎曹牧回家。
一幕一幕，在秦立脑中回放。
最后的画面，定格在曹牧被小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倒了下去。
一场战争，一颗子弹，一条人命，一个家庭，一生噩梦。
回到战地医院，秦立问严复华其他6名烈士，能拿到多少抚恤金。
每人15元，但实际发到家属手中，不会超过3元。
苍阳城防军属于杂牌军，普通战士每月军饷15元，还常常拖欠，等人战死了，只发一笔15元的抚恤金，再经过层层盘剥，家属拿不到什么钱。
对于这些现实，以秦立现在的实力，什么都做不了，想要改变，就要有实力。
在乱世，枪炮就是最大的道理。
抗日时期的中国，某种意义上，依然处于半分裂半殖民状态。
国内以中央军和各省派系军阀为主，加上大大小小，成百上千个独立的地方性武装力量。
大家只是名义上归属中华民国政府，但实际上，拥有独立的财政、司法、军队等。
以苍阳县为例，这里最大的军阀就是名义上划归国民革命军的苍阳县城防军。
城防军司令，即是军队的长官，也是政府的实际掌权人。
而城防军司令，不是由中华民国国防部认命，而是以父子继承的方式进行。
就像东北军张作霖过世后，由张学良继承一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今的苍阳县城防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下面分成几个小派系。
秦立发展自己势力的第一步，就是先成为苍阳县城防军中的一个有话语权的小派系。
吃饭前，曹镇长送来两头猪，食物和酒，说是曹镇百姓的一点心意，庆祝警卫连打了胜仗。
王林安排必要的警卫岗哨后，过来请示秦立：“院长，战士们刚打胜仗，能不能喝点酒，放松一下？”
秦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一句：“我准备把警卫连扩编成警卫营，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少校营长？”
王林在上尉连长的职位上，已经干了3年多，原以为再也没有机会晋升，现在这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他怎么可能错过：“卑职愿为院长赴汤蹈火！”
军衔从高到低依次：特级上将（五星上将，蒋委员长专属军衔）、一级上将（四星上将）、二级上将（三星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