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御突厥游牧部落没有农耕，又时常在草原上遭受灾荒，他们必须掠夺到让本族得以绵延的物资和粮食，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所以中原只要一弱，外族就肯定要进来打秋风，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在这些草原牧民眼中，狼吃羊固然残忍，可狼既然不能吃草，那如果不吃羊饿死了，也是一件同样很残忍的事儿。所以突厥人对抢掠烧杀并无道德上的抵触，他们以狼做为自己的图腾，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道德规范。
其实塞上民族都信奉丛林法则，在各部落的兼并中，输家就是奴隶，就是任人宰割的牲畜。对塞上民族尚且如此，他们自然更是从不把任何中原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无论是抵抗者还是逆来顺受者，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都是待宰的畜生。
猎人对待猎物，自然是杀得越多越显本事，心中不会存有任何怜悯。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有优势也有劣势。
马背上的民族男女老幼都可以上战场，但军纪和协调性极差，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敌人，他们可能会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但如果遭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他们也可能一溃千里。而且一个部落一个心思，彼此缺乏信任和配合，所以塞上民族很难入主中原。
在中原分裂衰落时，他们还能占些便宜，待中原重新被一个强者统一起来，塞上民族就只有被人各个击破的份儿。
正因如此，大部分入寇的草原部落其实并没有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只是想跟在强者身后捞点便宜罢了。
长城内的中原人太富有了，冬天时总是有余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盐巴。
同样是人，为什么自己就会在干旱年份挨饿，他们想不通，所以就干脆过来抢。由于草原民族只种一种叫做糜子的庄稼，产量低得可怜，所以储备的粮食一般无法支持长期作战，所以他们唯有以战养战，沿途劫掠中原的百姓。
草原人无不盼望着能够重演五胡乱华的狂欢，这样在灾荒年间就能靠抢掠中原百姓来度过难关。而即使抢劫失败，他们也不会失去更多，反正他们本来除了性命之外已经近乎一无所有，反正即使不抢劫也会全家饿死在草原之上……突厥是隋唐年间中原政权的强敌，不时入寇劫掠烧杀，时刻威胁着边界。公元５８２年，突厥遭受天灾，百姓无法生存，沙钵略可汗只好孤注一掷，尽起诸部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大肆掳掠烧杀，所过之处百不存一。隋文帝命杨爽率兵进行报复性反击，屡败突厥军。
强盛时的大隋在与突厥作战时鲜有败绩，那时的隋军常将突厥狼骑打得满地找牙，从大将军王杨爽到后来的杨素、宇文述，每个人都曾令塞外狼骑落荒而逃。
挟军事优势之威，隋廷乘机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有打有扶。在隋文帝时代和隋炀帝执政前期，隋朝对突厥的挑拨离间政策相当成功，成功地挑起了突厥内乱，突厥各部自相残杀，无法凝成一体，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实力大损。
一盘散沙的突厥各部无力抗拒隋军，纷纷称臣依附。**的启民可汗（即突利可汗）也依附于大隋，做了隋朝的屏藩，北地百姓基本上得享几十年太平生活。公元６oo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大举入侵，杨广此时刚被立为太子，闻讯便请令北伐突厥，打得来犯的突厥人抱头鼠窜。
在凯旋归来的路上，杨广一边整饬边境防务，一边向杨坚请旨，免除被突厥骚扰地区的税赋，以令各地尽快恢复生机。开皇二十年，被自己族人打得山穷水尽的**启民可汗狼狈来投，隋朝便将西北广袤的土地“暂借”给他避难。
不久后启民可汗率部在大隋的强力支持下带兵北上，沿途先后收降了铁勒、思结等十余部，得部众数百万。阿史那家族重新在漠北竖起了突厥牙帐，一跃成为东北方草原的霸主。
但启民可汗却以身子骨无法忍耐漠北寒风为由，不肯归还暂借的土地，带领阿史那家族的嫡系部众继续在大隋北部边境内寄居，并于６o７年入朝纳贡，尊隋天子杨广为“圣人可汗”。
如果大隋朝一直保持强盛的话，这种寄居与依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大隋却因征辽和内乱，在几年内迅速地衰落了下去，所以“暂借”便成了永久割占，启民可汗的继承人们还不时派遣部众南下试探，企图趁着中原衰弱之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隋朝末年对外征战不休，征高句丽又导致义军蜂起，便渐渐无暇顾及北方。
而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兵役迁入突厥，让突厥人口大增，**在始毕可汗的率领下重新成为北方大国，态度逐渐强硬，时常小规模犯边。
要是大隋国力尚有当年的三分之一，那些义军流寇就都不是问题，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根本就不会出现。６１５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州）。
由于对之前隋炀帝封其弟俟利弗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始毕可汗策划了一次“斩首行动”，数十万突厥大军攻占雁门关天险，将代州古城团团包围，大隋举国震动，史称“雁门之变”。
突厥人这次入侵蓄谋已久，几年以来，他们的营地一直慢慢向边境靠近，有些过去胡汉交杂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突厥人的牧场。
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但隋炀帝正苦于义军蜂起，便以“胡人不识礼数”为由一直不予计较，结果这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