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官的在三时季节不理事而造成农民荒废农业，就是在要百姓的命，把他们往死路上赶。
劝课农桑的具体措施是：一、各州郡县，年初要敦促百姓无论长幼凡是能够操作农具的人全部去耕田，及时耕种，不能耽误了农时。二、下种完了，还要敦促大家搞好田间管理，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能少，等到了麦子熟蚕成茧的收获季节，同样要老少出力，男女同做去抢收，抢手就像救援落水的人、救火、贼寇将至时一样紧急，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夫一年的耕种有收获，蚕妇的劳动看到成果。
三、有的人家缺乏劳动力，有的人家没有耕牛，应该劝他们相互帮忙，互通有无，共同有个好收成。四、农作的空隙，赶上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可以引导大家可以种桑植果、种菜修园、养鸡养猪发展副业辅助主业。
五、若是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四体不勤的人，正长把名字报到郡县，太守县令根据情况严厉处罚，罚一儆百。这五条是贤明的宰守应该做的事情。另外，苏绰还对官员们的日常政务提出了要求。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了百姓就觉得太烦。劝课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了百姓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一定会简凡适中。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
这就是苏绰制定的发展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农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文件讲得非常具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的确是各级官员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南。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再好必须靠优秀的官吏来执行，那么当时的选官制度能把好官选上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魏晋以来，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由各级官员和专门的人才办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做官。但是正如歪嘴和尚念经，过于主观的推荐设计给谋取私利的人钻了空子，职位成为官员的私物，由此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准贵族阶层的出现。世家大族把持朝政，门第成为选官第一条件。
你再有才，出身寒微同样不得重用，你再愚笨，只要出身高门。政府的大门依然向你敞开着。靠这种人执政，苏绰的敦教化、尽地利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苏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六条诏书的第四条专门就选官提出了新的观点。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对门阀制度的危害有所认识，在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已经开始了以反腐为旗帜的打老虎行动，他亲自主持吏部，把一大批贤能之人充到了各级政府要害部门。
左厢大都督李虎明确表示反对。李虎，字文彬。也是贺拔岳武川老乡会的一名重要成员。按照李家的族谱，他们家出自世家大族陇西李氏，李虎的祖父李熙起家金门镇将，以良家子镇武川，从此在武川安家，他的父亲李天赐做过武川镇的下级军官，李虎少有大志，喜读书，善骑射，为人轻财仗义。深受贺拔岳的喜爱，很早就跟在贺拔岳左右，曾经跟随贺拔岳平定元颢获取了爵位，后贺拔岳经略关中。李虎以功授......标记一下，以后慢慢看。这段历史对以后的隋唐有深远的影响
六条诏书第四条：擢贤良。（任贤用能,与网上流传的苏绰用贪官的谬论大不相同,那个是如真包换的假冒伪劣产品）苏绰向魏晋以来主流的选官制度开刀了。
苏绰认为，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能力搞什么自治(民主斗士不乐意了，苏绰就一古人，甭跟他较劲)。所以需要有人来进行管理，拥立君主就是为了管理百姓，但是被管理的人太多，事务太繁忙，君主能力再大水平再高也忙不过来，为解决这个问题君主设置了大臣的职位来协助自己，上至朝廷，下至郡国，得到贤明大臣的协助就会大治，失去贤臣的帮助就会大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无论经历多少君王的更迭都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律。
再看看当前的现状，刺史守令下边都有一帮子具体办事的下属官吏，他们是帮助长官统治一方的。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则由长官自己设置。
长久以来，州郡大吏只看门第资历，不管本人是否贤良，末曹小吏只看文笔不管其人品。先不说苏绰对统治集团存在的必要性所进行的辩护对不对，也不说他针对吏员不针对宰守是不是有局限性，仅就他观察到的官员选择胥吏的做法而言，可以说后果很严重，却是有汉以来的通行做法。
（事实上，苏绰避重就轻只是谈到州吏以下官员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减轻各级官员们对改革的阻力，事实上，朝廷大员的选拔任命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模式，不过，如果直接指出了，不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甚至触到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层,那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即毁掉自己。）
社会上很多人崇拜世家大族，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出任管理百姓的官吏，而有些官员们为了自己不为公务所累，更喜欢找一些文笔好的人来帮自己处理文书。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无处不在，家族政治的影子一直幽魂不散。
当然，吏的腐败也可能超过官的腐败，他们是具体办事的，《红楼梦》中葫芦僧判葫芦案中的那个门子正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的出现，贾雨村开始胡乱判案。所以从吏的选拔任用入手整顿吏治也不是没有道理。
苏绰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他摆事实讲道理，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种只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