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还在他著名的《十思疏》里，对所有领导者提出了10项忠告。他告诫领导们，重任在肩，凡事一定要做到“十思而后行”：
其一，当滋生贪念时，要想到知足；
其二，当想大兴土木时，要想到停止；
其三。当身处高位、自满自恋时，要想到谦卑；
其四，当自鸣得意、忘乎所以时，要想到自我克制；
其五。当企图安逸享乐时，要想到勤俭节约；
其六，当自己快乐时，要想到忧患；
其七，当担心被小人蒙蔽时。就要多多听取众人的意见和劝告；
其八，当反感奸臣陷害忠良时，就要想到增进自己的品德和智慧；
其九，当要奖赏某人时，就要反思自己是否是因为个人喜好而轻率重赏；
其十，当要严惩某人时，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只因为一时之气而盲目重罚。
魏征认为，只要能从这10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再把权力交给有才干的人，皇帝即使什么都不做。天下都可以太平。魏征事事都从李世民的统治利益考虑，情真意切，使皇帝陛下很受感动。他的这篇奏折，已经可以使他名垂青史。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经常被后人引用。这其中，其实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突破性的建议。只不过他总结得很细、很全面，并且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到了皇帝的自身反省上。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便是不平凡！我们不能对他有过多苛求，他已经很不容易了，运气也很不错。我们应该庆幸他得遇明主，并且对权力运行的规则很熟悉。在那个时代不靠皇帝自己觉醒。还能靠什么呢？难到真能有哪项制度或法规能够对皇帝形成有效监管和制约吗？我们应当向魏征致敬，更向李世民大帝致敬！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李世民和魏征之间也并非默契异常地像夫妻一样，你一提意见他就听。都能当即虚心接受。虽然，魏征提的绝大部分意见和建议都很有道理，李世民也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魏征的进谏方式确实经常很唐突、很直接，而李世民作为皇帝毕竟也有他领导人的架子、面子和自己的判断力。所以，他们之间经常也会起一些小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632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没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长孙皇后发下狠话：“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除了魏征还会有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朝服，向皇帝郑重参拜：“祝贺您得到了一位正直的大臣。因为有了英明的君王，才有正直的大臣。”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又开始想到魏征的好了。
643年，64岁的魏征去世。李世民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衣服帽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成败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
我曾经有过这样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呀。”李世民还曾说道：“在我登基以前，跟随我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的，房玄龄功不可没。
我即位以来，尽心效忠、进献忠言，安定国家、利于人民，帮助我成就今天功业，被天下臣民称道的只有魏征！”魏征的两篇在后世广泛流传的文章——《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都是对李世民进谏的经典奏折。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万恶的君主专制抹上了一丝“民主”的霞彩。
所以，魏征是标志性的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身上的鲜血，平复了李世民大帝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世民在砸过魏征的墓碑不久，就找了个机会予以重修（魏征过世后，他先前极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都参与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
李世民又得知，魏征曾将其劝谏的奏章交给史官褚遂良。只顾自己扬名，全然不顾此举会给皇帝抹黑。因此，盛怒下的李世民派人砸毁了自己题写碑文的魏征墓碑。
1年后，李世民亲征高丽受挫，更加怀念魏征。又下令将其墓碑修复，并慰问其家属）。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要大于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的道理。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当然比谁都知道。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乃金玉良言。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李世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虚怀纳谏的行动指南。他对进谏有功的大臣进行大张旗鼓的奖励，所以敢于向他进言的大臣不断涌现。
曾经做过监察御史的马周，在为官的十几年里。所上奏折大多都是挑拣李世民为政过失的。他告诫李世民：“我听说天下应该以老百姓为根本”。“以人为本”，也被李世民视为治理天下的法宝。
后来马周生病，李世民亲自给他调理汤药。还有些人矛头直指李世民的一些生活作风，宰相王侍中晋见李世民时，看见已经败亡的庐江王李瑗漂亮的妃子竟然站在皇帝身边。就故意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