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余庆免去死罪，改为远流，其家人也得免为官奴。有个叫韩纪孝的人，做过李敬业的伪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顾仲琰抄没他的家，已经下诏同意。
徐有功追着议论:“依法律，谋反者斩。身死就不实施斩。不实施斩就不得牵连治罪。牵连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来的罪行就要减免。”
下诏听从......如此获得宽免的有数百家。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宫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陷该当处死。武后问宰相：“古人用刑杀止凶杀，我如今用恩义止凶杀，向众公为任知古等人求情，赐他们再生，可以吗？”
来俊臣、张知默坚决请求依法处死。武后不答应。徐有功上奏：“来俊臣违背陛下再生的恩赐，不能显示信义。”
于是全部免死。对徐有功这样一位执着而又守正护法的官员，武后总觉得有必要予以重用，同时又要消磨他的锐气，使他臣服。
因此，在李仁褒兄弟谋反案的处理过程中，武皇毫不犹豫地将他贬官为民。
武后重新起用徐有功，是武后念其一身正气，不询私情。武后历来看重人的气质与才华，对那些个性鲜明。别具一格的朝臣，她总要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即使政见与己相左或者反对自己的大臣，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处罚他们，但绝不会轻易地触犯他们做人的道德底线，也不会随意将他们抛弃。
有一次徐有功被人控告，武后当面责问他：“公近来断案错误放出很多罪犯，这是为什么啊？”面对武后的严厉责问，徐有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回答道：“误放罪犯。是臣的小过；爱惜生灵，是陛下大德。”
武后听出徐有功有责备和提醒自己之意，便沉默了片刻，开言道：“治国之道。在于举大道而不拘常法，若无非常之举何有大道可言？”
徐有功是乎并没有听明白武皇之言，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表明自己的态度，“臣乃执法大臣，发现了弊端就会立即补救。看到了漏洞就会马上堵塞。
为臣之道就是要兴利而除弊！”武后不接徐有功话题，进而言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者乱。
身为朝臣，应明变中求稳，变中求治之理，本末有序，取大法而为之。”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也分不清是谁对还是谁错。
武皇深知像徐有功这样一些饱学之士，他们看重的是个人名节，追求的是诸子义理，讲究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名节和义理，他们往往表现出藐视权威的高傲，甚至可以置生死存亡于不顾。
他们守正务实，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坚持的，哪些是不应该僭越的，在必须坚持的范围内固守正义，毫不退让。
他们摄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一旦现实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可以求田问舍，退而隐之。
武后从不怀疑徐有功的忠诚，也领教了他无从诡随、不避强御的刚正和执着。
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武后在人格上对他是认同、赞赏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种大丈夫的伟岸气质，总是给人以力量、以震撼。撇开宫廷的是是非非，她愿意与他斗智斗勇，而不会抹杀他的才华和勇气。
武后同徐有功的全部过节和冲突，是在除恶与扬善、威严与宽弘的选择上，武皇只能更多地选择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后者，以至于出现了近乎犯上的种种举动。
在徐有功看来，理性的回归天经地义，一个行生死大权的法官，就必须守正行法；
守正则意味着对朝政行为的控制和收敛，意味着刚柔并济的取舍。为了守正，徐有功表现出少有的倔强。武皇何曾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然而，现实之中，
她更需要刚性治国，需要以杀制杀，割小慈以从大体，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举，这就不仅仅是守正，而必须过正。武皇一向认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她不会过多地纠缠细节，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标准，即使会造成过错，也要坚持自己的行为。对武皇而言，这是刚性的张扬，而在徐有功看来，
则是乱杀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宫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满着箭拔驽张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规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许她有更多的宽容。没有刚性的张扬。就没有理性的治理，犹如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观之治；又犹如一匹烈马，没有铁鞭加铁锤，就难得良驹骏马。
一旦不能制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刚性的张扬是臣服，是皇室权威的昭示，是稳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义在于分清是非曲直，
张扬的是lún_lǐ道德；而权谋之下的宫廷，就不仅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仅仅是lún_lǐ道德的诠释。武皇不可能过多地纠缠宫廷的是非曲直，
也无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评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扬善，其结果只会自投罗网。徐有功他们只看到刚性的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
看不到刚性的威慑效应和开拓进取的一面。岂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与火的洗礼！
这大概也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的区别吧。
武后为徐有功对朝野、对群臣的种种善举深感不安，隐隐约约觉得徐有的“为政宽仁”、“持平守正”是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