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对这样的人，不能委以重任，“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
如今，李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如果“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须知。“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依仗武皇对李昭德的信任，朝臣未敢轻易对李昭德提出非议，现在既有丘愔上疏，那些对李昭德心怀不满的人也就及时跟进，很快就有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急上奏他的论著。
丘愔的上疏，加上邓注的《硕论》，使武皇顿感事态严重。令武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重用李昭德的同时，一些人也在窥视李昭德的一举一动，并在内心暗含着对她的不满。
他们对李昭德的指控，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由不得武皇不对李昭德做出慎重思考。
正如丘愔所言，李昭德所干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的默许和庇护下进行的，这其中也包括在他的强势面前对他的种种迁就和容忍。
其实，对他的那种信任，完全是为了促成他干成事；没有李昭德的强势。就没李昭德今天的成功，同样，没有她的信任和支持，李昭德纵有天大本事。也将无能为力。
但是，信任和使用一个强势的大臣，无形之中也在培育和扩大他的势力，助长他旁若无人、专权用事的作风。如此而来，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也确实存在着“权重一去，收之极难”的风险。
尽管这种风险并没有像丘愔所言那般严重，她也从未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与之相反，她对于任何一个大臣包括身边亲信的使用，都保持充分的距离和冷静的观察，
从来都不会在信任中放松防范于未然的警惕。现在，既然有朝臣对李昭德提出非议，那么，也正是根除李昭德专权用事以遗留后患的最佳时机，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于是，武皇断然撇开与李昭德并这帮朝臣之间的周旋，直接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
这就等于支持了进谏者，又将她以往对李昭德的信任进行了否定，使李昭德失去了赖以在朝廷生存的空间。
延载初，李昭德左迁钦州南宾尉，几天之后，又下令免去死罪发配流放。之后虽又被召回拜监察御史，但已在劫难逃。
对李昭德虎视眈眈的来俊臣，认为打击李昭德的时机已经成熟，哪里容得李昭德有丝毫喘息的机会，于是，便趁火打劫，诬陷李昭德有反谋，李昭德因此被下狱；又因来俊臣结恨甚多，触犯众怒，亦被下狱。
如此而来，敌对双方在没有分清胜负的情况下同时被解除武装，失去了争夺胜负的任何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没有辩解、没有胜负的最后宣判，与他们本身的是非过节毫不相干。
李昭德入狱，来自来俊臣的诬陷，而造成李昭德下台并走上绝路，始作俑者却是那些向皇帝进谏者及其附和者！他们虽然像李昭德一样痛恨来俊臣这样一帮酷吏，也知道来俊臣是以谋反罪在陷害李昭德，
然而，他们弹劾李昭德，看到李昭德这种结局，又会做何感想呢！武皇不会去纠缠这些细枝末叶，也绝不会容许李昭德、来俊臣做任何是非曲直的辩解。
裁定是非曲直的只有武皇，而他们的功过是非武皇心里早有一杆称，完全用不着他们去辩解。她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处置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人。
她知道，来俊臣早晚会有这一天，像其他酷吏一样，他的恶行已为天下所不容，如不从严处置，势必引起公愤，祸及整个朝廷。
而李昭德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大臣，他的全部作为包括他对朝廷对天下所做出的贡献，在整个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抛开武承嗣、来俊臣对他由来已久的仇恨不说，虽然也有像进谏者那样的反对者，
但同情和拥护他的毕竟是多数，不然朝廷也不会出现大多为李昭德的亲信那样的局面。
她不相信李昭德会谋反，那是来俊臣诬陷大臣的一贯伎俩，但李昭德的专权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同时，她也容不得李昭德在朝廷有那么多亲信，朋党的危害同样是危险的。
事情未经进谏者点破则以，一旦点破了，武皇不能不高度警惕。也不能不使她权衡利弊，重新做出选择。
宰相专权历朝历代都是忌讳的,在武皇这里也不例外。还在太宗时期，身为皇亲贵戚的长孙无忌就因权宠过盛而被朝臣秘密上表。
太宗先是将那秘密呈送上来的表与长孙无忌过目，然后将表公之于朝臣。
表面上太宗对长孙无忌抚慰有加。好像是要通过这件事表明他对长孙无忌充分信任的态度，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不经意间向长孙无忌发出警告，最低也是在告诫和提醒长孙无忌不得擅权。
警觉的长孙无忌还有其妹文德皇后，以盈满为戒。主动向太宗提出了辞去机要职务的要求，得到太宗的批准，不久，解除了尚书右仆射的职务。
贞观十一年，太宗还曾下诏与包括长孙无忌在内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十四位功臣，世袭刺史，企图让他们离开朝廷，世代治理外州。后由于长孙无忌等以外放等于流放为由不愿接受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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