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才者得天下!”武皇对狄仁杰的见解大为赞同:“古人言,‘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
朕自执政以来。就把广招贤才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力求除旧布新,创殿试。设武举,拟试用,举天下之贤,得股肱之才。然有大臣言朕用人过宽过滥,不知狄国老有何见解?”
多年的从政经历和以他对武皇秉性的熟悉,狄仁杰清楚认识到。武皇执政,既没有太宗李世民时代“太原元从功臣”,
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心使用朝廷旧臣,武皇所使用的只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之士。自恃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武皇当然清楚,治国之道,首在用人。
武周王朝毕竟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需要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王朝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因而她必须打破常规,广选天下人才,形成与武周王朝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才队伍。
正因为如此,才有载初元年,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的壮举;才有制科取士,武皇亲自下诏,亲自主持,亲发策问,直接选拔贤才,开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狄仁杰稍作考虑后回答道:“陛下广开选才之门,广纳天下之才,以人才举国,行天子大道,天下为之振奋。”考虑到现在朝廷内外确有冗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而言道,“然朝廷应以事设人,不可以人浮于事,多余官员应予裁汰,以利于激励官员勤政,提高执事效率,进而减轻国家负担。”
武皇道:“狄国老言之有理,减员裁冗之事朕已着手办理。朕历来认为,治国安邦,
务求真才实学,也容不得滥竽充数。”为了表明自己选才用才的意向,武皇进而说道,“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而我朝一些大臣对选人、用人始终抱有世俗的偏见,他们以豪门士族自居,对寒门庶几动辄以非难,这是朕最不能容忍的!”狄仁杰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唯门阀是举、排斥庶几的做法历来反对,故对武皇之言颇有同感。
但他知道,经过武皇历年的清肃和矫正,这种现象和行为几乎不复存在,
武皇在这里只是发泄一下对过去的不满而已。同时在选才用人标准上,狄仁杰看重的是德。早在调露元年,左司郎王本立仗恃受到高宗的宠爱,
横行霸道,朝廷官员都对他畏惧。时任侍御史的狄仁杰,揭发他作奸犯法的罪行,请求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李治却特别对他原谅,
狄仁杰毫不退让,对皇帝道:“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没有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如此爱惜一个罪犯,宁愿破坏法律?
陛下一定要扭曲事实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没有人迹的蛮荒,作为忠贞人士警惕。”
皇帝李治让步,王本立由此被判刑,于是政治一片肃穆。与狄仁杰不同的是,武皇更看重才,甚至不分良莠,也不考虑实际需要,以至于选材之门一经洞开,
一些投机钻营者乘隙而入,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乱了朝政、败坏了朝纲,
大臣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看来武皇对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完全看清,还一味地沉浸和陶醉在自己选才用才的壮举上,
作为朝中重臣,自己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进言道:“陛下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大批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实为我朝之大幸。
然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君子不以言举人。对于那些投陛下所好、沽名钓誉者不可迁就,更不可委以重用!”武皇不以为然:“行则用之,不行则废,乃朕之一贯做法。狄国老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为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后滥杀悲剧的重演,狄仁杰进而规劝道:“与其事后纠正,不如事前严格筛选。”武皇不想就此再费更多口舌,现实之中,有些事情言之容易,做之则难,举国选才,难免鱼目混珠。事前筛选固然是好,事后清理也不足为过。
选人用人一直是武皇的重大策略,有着比狄仁杰更为深远的考虑。
她之所以不怕用人过滥,是她认为,只有广泛选才,才能挑选更多有用之才。
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为朝廷为自己贮备更多的人才,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那样,作为有效的补充,她还可以随时清除和淘汰那些无用或与己作对的官员。
强势是她的立足之本,立国之基,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这种强势不仅仅表现为她自己的精明强干,还在于自己身边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精明强干之人。
归根到底,除了智慧和谋略,强势必须有实力做支撑;立国之基,她需要更多的可以由自己来扶持并为自己所利用的新生力量。
尽管泛选难免鱼目混珠,使那些滥竽充数的不屑之徒混迹于朝野,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与她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相比,实不为大过。狄仁杰见武皇自有主见,便不再多言。
狄仁杰知道,像武皇这样的强势君主,有些话点到为此则好,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狄仁杰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审时度势,遵循的是“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在“能为”与“不能为”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量力而行,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大为”。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宿敌,他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