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林甫的建议下，李瑛、李瑶、李琚都被废为庶人，薛锈被流放，接着他们又都被赐死。
多行不义必自毙。武惠妃在担心冤魂报复的惊恐中，也在这一年死去（李亨即位后，为李瑛平反恢复了他“太子”称号，并停止了被父亲追封为“贞顺皇后”的武惠妃的祭祀）。
我们不明白。以李隆基的智慧，为什么就不对这起事件进行一些稍微细致的调查再处置呢？
就这样，轻率地一次杀死了3个儿子！已经做了22年太子的李瑛，为什么要在父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发动一场只有几个人参与的“兵变”呢？
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骗局。难道真的能把一代雄主李隆基糊弄住？所以，恐怕就只有两个解释：
一是他对宫廷政变这种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二是他压根就不想细查，要真这样的话，这位父亲也未免太狠毒了吧！
民间因为这3个人死得太冤，称他们为“三庶人”，这就是唐朝政治史上影响很大的“三庶之祸”或称“三庶人之祸”。
李亨最初被封为陕王，因为王皇后抚养的缘故，所以受到了一些特殊关照，比其他兄弟少走了很多弯路。716年正月。
6岁的李亨被授予了一系列的荣誉军政长官头衔（安西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
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是副职管事，他只是“遥领”，并不用去就职（再说，一个6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呀）。
从此，唐朝始开始了诸王遥领节度使的惯例。他从小就比较明事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英姿飒爽。史书上说他：“博闻强记、文笔优美，可以过耳目不忘。”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天性仁爱，既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锋芒毕露，从不让人感到他有什么威胁（当然。这些记载不一定完全属实，有一些对皇帝的奉承）。
开元初年，李亨有幸在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等名士的教导下，很安静地在宫中读书，文化知识与素养提高很快。725年，他的养母王皇后去世。
727年。已是英姿翩翩的17岁少年、忠王李亨，住到了“十王宅”中，并且又被委任了一些荣誉性军政职务（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
730年，奚、契丹进犯边境，李隆基任命他为河北方面野战军总司令（河北道行军元帅），并派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御史大夫）为首的8位将军率领10万大军前往讨伐。
用了2年时间，奚、契丹被在范阳以北击溃，李亨“因功”被升为司徒。
“三庶之祸”后，太子一职空缺，因此重新册立太子的事情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738年，李林甫再次竭力主张册立李瑁，而李隆基本人则倾向于更成熟稳重的李亨（当时叫李玙）。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李隆基只好向忠诚的高力士征求意见。高力士当然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就投其所好地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劳心劳力呢，只要立年长的，
谁还敢再争辩！”李隆基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初三，李亨被立为皇太子。
但是，从被推上政治前台的那一刻起，李亨就被显而易见的政治威胁所包围。
首先来自宰相李林甫，由于李隆基立太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他对李亨极为不满。同时，他又怕李亨将来会报复他，
所以千方百计地想加害他。在李林甫与太子之间的较量与斗争中，李隆基的内心世界是很值得人深思的。他几乎不出面遏制或阻拦李林甫对太子的轮番冲击。
这说明，他也是不情愿看到太子的羽翼丰满、势力扩张。对于李亨来说，成长在一个太平盛世，充当一位富有巨大成就感和自信心的帝王的继承人，很难说是什么幸事。
也许，在他的心里，会不时泛起几丝淡淡的哀愁。不过，在开元、天宝之交的七八年里，却是他此后一生政治生活道路上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
至少在745年底之前，李亨伴着大唐帝国的辉煌度过了一段颇为难得的好时光。
746年，对于李亨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从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以往的平静与安谧已经不可复求了。
先是年初的“韦坚、皇甫惟明事件”，后是年底的“杜有邻事件”，使他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韦坚、皇甫惟明事件
74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李亨出游碰见了自己的大舅哥（太子妃韦氏的哥哥）韦坚。之后，韦坚恰好又应邀和李亨的老朋友陇右兼河西军政长官（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在长安崇仁坊的景龙观聚会。
而作为边将的皇甫惟明，此前不久刚向皇帝表示应当将李林甫撤职，又大力赞誉了韦坚的才干。
无巧不成书嘛！皇甫惟明的介入，使双方暗中的较量一下子成为公开的秘密。
这件事被别有用心的李林甫牵强附会地扣上了，“韦坚和皇甫惟明密谋拥立太子继位”的罪名，密报给李隆基。李隆基先前也听闻，太子与皇甫惟明过从甚密，于是也不再调查，直接下令将韦坚、皇甫惟明逮捕。
接着韦坚被以“谋求进身为官罪”贬为缙云郡长（太守，治所在今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