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筠就这么反了，不过他这次造反有好几处先天不足。第一是准备不够充分，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造反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策划到筹备、运作。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即便是这样都不一定能收到尾款，更何况李筠是靠拍脑门做出的决定，这显然在专业性上就有很大的欠缺。
第二。昭义军虽说是国内的一个重要军镇，但跟强大的北宋王朝比较起来，还相差甚远，单凭一己之力，绝对不能与之抗衡。而李筠引进的外援北汉。又是自己的世仇，感情基础薄弱，虽然双方因暂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但也免不了又会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第三，人心不能归附。
造反是件成王败寇的大事，虽说五代的将士们一直对这项政治运动有着特殊的偏好，但这么大的事情总要让人看见点希望，而李筠在造反前的表现又恰恰让人觉得很失望，这就使手下人觉得跟着他造反只有死路一条，就连他的亲生儿子李守节都表示明确反对。别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李筠这个人还真是有点犟脾气，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仍执意造反，而且对造反前景的估计还很乐观。攻夺泽州之后，李筠的从事闾丘仲卿向他建议道：“大帅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今大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方为上计！”这就是建议李筠抢在北宋出兵之前。先行占据虎牢关，伺机夺取洛阳，造出一定的声势，其后再图发展。
这个计策不能说是十拿九稳，但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然而李筠却并不肯听信，反而说道：“我乃周朝宿将。与世宗名为君臣，义同手足。禁军之士，都属我旧日袍泽，闻我起事，必定临阵倒戈，又何患大事不成？”可见他盲目乐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四月十七日，李筠造反的消息就传到了大梁。这件事情对赵匡胤来讲，刚登基就有人造反，当然不能算是件好事。但反过来看，又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这是因为自唐末以来，地方藩镇尾大不掉之势日益明显，往往不肯服从中央的管理。如果赶上强势一点的皇帝，这些藩镇多少能收敛一些。如果皇帝软弱，搞不好还要受藩镇的管理。
这种现象贯穿了整个残唐五代，到北宋开国时也没能有多少改变，赵匡胤是个靠兵变起家的皇帝，国内肯定会有大量的藩镇不肯服气，所以他也很需要借用一次机会，树立起自己的威严，以便杀一儆百，那么李筠的这次反叛，就正好给赵匡胤创造出一个杀鸡给猴看的机会。
所以说这件事对于赵匡胤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还是在于他是否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赵匡胤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仅仅两天之后，赵匡胤便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率先头部队北上迎敌。
而与此同时，北汉方面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这是由于李筠在攻夺了泽州之后，立即遣使向北汉主刘承钧求援，要他倾举国之兵南征北宋，由自己作为前军向导。刘承钧闻讯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立即在晋阳大阅马步三军，准备出兵与李筠合势。
然而尽管刘承钧的心气很高，可他的臣下们却并不和他一样乐观，北汉的左仆射赵华就奉劝他道：“李筠轻率起事，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陛下就算为他扫境筹兵，也不见得就能取得胜利。我看还不如消停点，守好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得了。”刘承钧听完很不高兴，根本就不予考虑，立即率大军倾巢而出，开赴潞州。
数日后，刘承钧来到了太平驿（今山西省襄垣县西南），此处已距潞州不远，李筠闻讯后便亲率文武官员前往迎见，这也就是等于正式承认了刘承钧对他的领导权。
刘承钧对李筠也很看重，特许李筠在晋见及呈递奏章时不写姓名，并赐其座位在北汉宰相卫融之上，也算是给李筠加了殊礼。本来这两人都对对方抱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对这次合作又都很心诚，但等他们真见了面后，却还是发生了不愉快。
这次不愉快的起因是由于李筠看到刘承钧所带的部队人数既少，士气又不高，心里大失所望。
于是就对刘承钧发起牢骚，又说自己本来是后周的忠臣，这次是逼不得已才被迫造反，实在是辜负了先主的厚恩，言下之意就是说自己是没有办法才投靠的北汉。这样一来，刘承钧又大为不满，所以在李筠告辞时，便派北汉宣徽使卢赞随李筠南下，去做他的监军。
可这一下又使李筠更为不满，对卢赞带答不理，两人关系搞得非常僵。刘承钧听说此事后，只得又把宰相卫融派去调解，可仍然是无济于事。未曾与宋军交战，李筠与北汉的合作就出现了裂痕，这也预示着他这次造反行为不会十分顺利。
五月三日，李筠留长子李守节驻军守上党，自己则亲率大军三万南下迎敌，并于两日后在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遭遇了石守信、高怀德所率的北宋先头部队，两军随即展开交战。
这次交战经过没有详细的记载，但肯定不是象李筠战前预料的那样，那些老部下们一看见他就临阵倒戈，反而在作战时非常卖力。李筠这支主力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