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一六九团任书记，负责接收情报和电话，收集整理战报、战况，传达团部下达的命令和指示。
11月23日的时候，鬼子从马木桥一带集中了40门重炮轰打东门城墙。
到现在我的耳朵里，我的脑海里还记得城墙被轰炸的时候的响声，还有那震撼的画面，包括让我们窒息的毒气弹。
那一仗打得惨烈无比，我们不少士兵连人带枪被埋进了断墙里。
经过10多个昼夜的激战，守城部队子弹越来越少。
士兵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拼刺刀，都是一个对敌人三四个。
由于寡不敌众，许多士兵被鬼子刺得浑身是洞。
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死亡的场面。
11月30日凌晨，师长到一六九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部分人突围，向从德山方向赶来的援军求援。
几天后，我随援军进入常德城，才得知柴团长已经阵亡。
他身边的士兵说，他身中4弹，全身衣服被鲜血浸透，死时紧抱着枪不松手。
那时，要知道柴团长刚结婚不久，他扔下新婚妻子奔赴前线，这一别竟成永诀。
……”
老兵d梗咽地说道。
“柴团长真厉害，真英雄！”
李思特佩服的竖起了大拇指。
“……”
“与你们相比，我们第66军，参加了常德会战的外围作战，我们部队先后克复了南县、安乡、津市、澧县和湖北的公安、沙市、松滋等地，当时军指挥部就驻扎在松滋河畔。
我们团、第38团和第39团光复了常德北城门，作战指挥部（常益师管区）设在北门外丹阳楼的万缘寺。
在北门一带，大概打死了400多个鬼子。
从这些鬼子的尸体中我发现，这些鬼子都佩戴有一个比火柴盒还小一点的护身符，护身符袋子里面装着一尊金黄色的佛像。
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这些鬼子即使身上随时携带者佛像，也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他们仍然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不过我的兄弟也死了很多。
在会战期间，我主要负责军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被褥和军饷的补给。
沿途的鬼子见人就杀，所到之处无不jy掳掠……
那时候城里的大街小巷遍地皆是兄弟们的尸体，全城没有一堵墙是没有留下弹痕，没有一寸徒弟不被鲜血染成红色。
我在城里看到的是我们华夏**人的不怕死，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死守常德城，最后为国捐躯，
他们的壮烈牺牲惨状是无法形容的。
战后的常德城，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南门十字街聚兴诚银行，也就是从前叫着常德宾馆，现在叫朗廷威斯汀酒店的那个地方，在这家银行的大门前会战前建造的那座水泥碉堡，在会战后已经面目全非残缺不全。
在铁家桥巷对面的市老年病医院大门前，会战前建造的那座水泥碉堡，也已经被敌人的炮火轰毁，乱砖乱石堆成了一团，分辨不出碉堡的形状来。
在这两座碉堡的四周躺满了鬼子的尸体，为了争夺这两座碉堡，无论是鬼子还是我们毒伤亡惨重……”
某老兵e梗咽地说道。
“……”
1“我们金排长出生在浙江省诸暨乡下一个贫寒家庭。
年幼的时候，我们排长就知道家人供养自己读书不易，读书十分刻苦，在班上经常拿第一。
“九一八”事变，我们金排长才12岁，当时校长的一番话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我们小孩子上不了战场杀敌。但我们要读书，不忘救国！
两年后，我们金排长的父亲去世，家中的顶梁柱一倒，金排长也无法再继续念书了。
为了赚钱养家，他离开学堂去杭州纺织厂做起了学徒。
每天放工后，好学的金排长也不忘去东南日报馆的阅报栏看时政消息。
当时的华夏国百姓们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民不聊生，在这强烈的民族感情渲染之中，我们金排长下定决心终有一日要为国尽忠。
1937年8月，松沪会战爆发，鬼子飞机开始对杭州进行轰炸。
全城恐慌，杭州城百姓极尽全力逃难的画面令我们金排长一生难忘。
11月的一天，金排长跟几个诸暨老乡也加入了逃难的队伍。
他们先是奔到钱塘江码头准备乘船。
到了码头却见到了令人发指的场面。
江面上漂的都是沉船、尸体、还有一些仍在挣扎求生的人。
船一来，黑压压的人就哗的一阵一下子冲上去，船哪里受得住这个重量，一下就沉了。好多人当场淹死，哭声惨叫一片。
老人不禁掩面，拖了长长的音：什么叫逃命？这才叫逃命啊！
三人见状，又赶紧往火车站跑去，结果却发现火车也已经成了一个“肉包铁”，里里外外都是人。
就连车厢的门后，车顶都爬满了人，甚至下面横档也都扒着人。
我们金排长一看挤不上去，三人急中生智，手牵着手跑到火车头上的横档上抓着。
火车头风大，轰隆隆开时，眼睛都睁不开，一不小心就小命不保。
老人粗着气一口气讲完这段惊心动魄的逃亡史，好久才缓过神来。
逃回诸暨后，已满18岁的金排长自愿加入陆军91军特务连服役。
月，我们部队防守在钱塘江南岸。那时候在下雪，鬼子鬼子带了白帽子、穿着白衣服掩护从钱塘江渡江过来。
我当时和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