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
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出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
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
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
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
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
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
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
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
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
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道光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道光皇帝咬咬牙，默记在心里。话说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叮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
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
内务府的人就是这么嚣张跋扈，但凡皇帝想不通过内务府去外面直接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