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等等，据说有一些目前还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主要是归附了刘氏，胡人附刘，十胡九刘。
匈奴在东北亚之外的影响
北匈奴远走欧洲，一部分在高加索，一部分在中伏尔加河地区（今天的俄罗斯鞑靼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在下多瑙河（今天的保加利亚），一部分在中多瑙河（今天的匈牙利）。中亚匈奴，一部分与图兰低地民族融合（中亚两河地区），一部分在阿富汗山区，一部分在印度旁遮普邦。在3世纪末，这个几乎消失了的劫掠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人于350年左右侵入了欧洲，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王’的酋长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野蛮侵略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突厥人国度。
匈奴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p；#8226；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兵器、头饰
《史记＆p；#8226；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考古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刀、剑、矛、斧、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或环。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剑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
内蒙古出土的匈奴妇女头饰，非常华丽。头上饰有云形金片、包金贝壳和水晶珠等。每一件饰物上都有小孔，以便缝或系在头巾上。耳坠很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长方形金牌，下部是包金玉坠和金串珠。颈部还有用水晶珠和玛瑙珠制成的大项链。从这些头饰可以看出，匈奴族的手工艺水平较高。
匈奴盔甲
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
出土的匈奴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