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如中当选内阁总理几年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扶持国内中小企业、推进国内的工业规模化扩张，并由此出台或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或法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工业规模化促进法案》和《海外产业投资法案》修正案，其中前者在1646年开春之后正式得到了国会的通过。而后者则是关如中刚上台那年就实行了，进一步规范了海外投资秩序。
《文明典范》，是为上述两个国内经济法案配套的一项对外战略投资计划，而并非单独为葡萄牙量身定做。核心内容就是有步骤、有选择性的对外进行适当的近代工业设备和技术扩散输出，以提供华美所需要的外部廉价初级工业劳动力需求。
《文明典范》的战略指导思想，最早萌发于1630年向葡萄牙和西班牙出售矿用蒸汽抽水机的时候，接着在1642年初的青城市航海钟失窃事件中持续发酵。
虽然那起高精尖航海钟失窃的罪魁祸首锁定在法国身上，但也未有更感意外的后续糟糕事情发生，最终不了了之。但华美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个时代由一个“脱颖而出”的先进国家变为一个“形单影只”的饥饿保姆，也渐渐成为一种事实。
历史总是在惩罚任何一个企图长期固步自封的文明。孤独的领航者有意义吗？
苏子宁最早提出的“一个落后的外部世界并不符合华美的根本利益”的论点，在之后引发了并不亚于远东问题的广泛讨论，而对其中最有体会的、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当属垄断华美工业生产的中立派。
现在的华美，缺的不仅仅是重要工农原料的输入供应，初级工业加工制造能力的瓶颈和高昂的资金与人力成本已经是影响国内工业规模扩大的第二主因。
华美向全世界出售近代商品、加快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承担工业发展“义务”的境地。
随着各项工业技术复原工程渐渐进入瓶颈期，单纯追求技术领先已经让步于如何实现工业规模化这个更重大的问题。
多如牛毛的工业门类让华美现有的工业生产规模不堪重负。当“有无”的问题解决之后，大规模生产使用成为难题。大量中后期出现的新技术和新项目都无法走向规模化的生产利用，华美这个只有百万人口规模的国家，连某些自身的需求都开始难以满足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重型机械公司的蒸汽拖拉机生产。从重型拖车到中轻型农用一体式联合收割车，即使经过了多年的产能扩建，公司职工数量突破5000人，该公司所有型号的蒸汽机车加起来，年总产量到1645年也只有理论700台上下。而产品型号一旦出现升级，又会带来重新调整生产线的麻烦，其产能很不稳定。
700台的最大年产能，平摊到本土各个城镇或海外领，每个地方每年只能买到可怜巴巴的10来台。而光是华美农业重镇波特市和南山海外领，两地每年的农用蒸汽机车的需求量加起来就是至少200台，其他城镇能买的数量就更少了。
华美在工业制造领域就那么几家寡头，长期处于全局垄断式生产。小到一个螺丝、轴承或法兰盘，大到一个蒸汽机缸体和船舶钢铁龙骨构件，一整套工业生产链下来，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有无问题，理论上并不需要外人插足。
在华美国内，就算一再强调工业标准化，上游工业零配件的国家标号每年都在增加。截止1645年，华美国内螺丝的标准规格有36种、法兰盘有20种、各式轴承有38种、各式齿轮已经超过60种……
生产10种不同的商品，或许还游刃有余。生产20种，资金和人才储备就会感到不足。生产30种，基本上每条生产链都无法做到规模化和高效化。有一些因为市场需求较小但又不得不生产的特殊工业品类，更是如此。截止目前，华美全国的工业劳动力加起来也就十万出头，但要支撑的摊子却异常的庞大。
以前盘子小，底子薄，工业门类也偏少，以当初的工业制造规模，都可以做下去。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出现一种新的工业制品需求，工业生产链的复杂程度就会大幅度攀升。
为维持一条工业品生产线，往往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和安排大量的熟练工人。就算这样，往往也只是解决生产有无的问题，要真正降低成本投入大规模应用，还必须扩大生产线、提高产量规模，其财力和人力负担就会呈几何系数上升。
和国有重型机械公司一样，所有遇见这种情况的大型企业多年来也在尝试改革工业生产模式，打破封闭式全局垄断生产，而将许多零配件的生产技术或生产线授权外包出去。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扩大原料初加工与上游工业基础零配件的生产供应；二，对外推广华美工业生产的质量标准；三，扩大社会工业劳动力的基础规模，也由此诞生了类似罗伯特市这样的初级工业加工城镇。
但就算这样，也只是内部工业劳动力的一种有限调配，华美那些珍贵而难以培训的工业劳动力终归有限。许多技术含量低、需求量大、但人工耗时又偏长的工业零部件生产线，依然在浪费大量宝贵的华美本土熟练工人，即使工业流水线生产理念早就付诸行动，但最终工业品的成本依然长年居高不下。
这也是华美垄断寡头们一直对提高工人薪资带有强烈抵触心理的原因所在：能降低成本，提高工资当然没问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