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或许，北平早已不再是中国的首都，但是这座城市却一直都是华北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无论曾的北平绥靖公署亦或是后来的北平军分会，或者现在的北平绥靖公署，无不在印证着这一点。
在短短两个月，一座座“衙门”在北平城内建立起来，与过的绥靖公署者或军分会相比，现在的绥靖公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小中央”，一个又一个旨在指挥区内各项建设的诸如工商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交通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的机构相继建立，这些机构云集着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专业人才，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打着浓浓的“邯彰”烙印，正如同此时的华北三省一般。
与江浙等沦陷省的战后使用流亡官员不同，早在北平绥靖公署成立前，一大批北方公司或者六战区行政人员即被派往收复区出任市长、县长以及事务官员，而在绥靖公署内设机构之中，亦有超过七成的行政人员来自公司或者六战区。
不过只是短短两个月，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地方行政官员的任命、行政机构的重建，公署便牢牢的掌握了华北三省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对地方权力的直接掌控，使得公署方才能够顺利的制定并实施各种战后重建计划。
华北三省的战后重建计划是复杂的，涉及部门之多、投资之多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对于工商委员会而言，在未来四年内他们要实施多达三百个大型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同时促成民间投资兴办超过一万家相应的配套或消费品工厂，而对于交通委员会来说，他们每年必须修建超过三万公里省道、县道，提升华北所有的桥梁标准，提升华北铁路标准，而财政委员会则要千方百计的为这些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同时，农业委员会亦需配合农业合作社，促进全区内农业发展。
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去制定，在上万名北方公司中高层职员、六战区行政官员进入各委员会以及地方建设部门的同时，数以万计的在1937年爆发的再次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外国专业人员亦成为绥靖公署的雇员，进入各个机构协助绥靖公署制定各种计划，而在这种大规模的全方面的工业以及战后重建之中，有一些部门似乎显得不怎么重要，诸如司法委员会、教育委员会。
而在另一方面，在民十八年的计划中，教育委员会，这个看似不显山露水的机构，却得到多达4亿元的资金支持，在北平绥靖公署内的行政支出中，这一经费开支仅次于军费，位列第二，与工业建设通过债券以及公司投资不同，这4亿元，完全由北平绥靖公署承担。
对中国而言，这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投资，数十所高等学校的扩建、上千所中学的扩建与新建、数万所小学的扩建、新建，无不在挑战着这座委员会中诸人的智力，他们必须充分且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从而令这笔钱花的“物有所值”。
“工商委员会也好、农业委员会也罢，他们的成功与否看似决定国家命运，但实则不然，他们所决定的只是一个或者几个项目的失败，或者一年的收成减少。但我们若有任何失误，却有可能倒致一代人因我们的失误而面临人生的失败！”
傅斯年这位北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谋员，在就任北平绥靖公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在就职讲话中，向委员会内的数百名下属告诫道。
甚至于这正是傅斯年之所以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原因，在管明棠提出邀请时，当时正和其它北大教授一样，致力于北大迁返的他曾拒绝过，而管明棠随后又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岂忍华北七千万国民沦管某一人之教育试验品？”
只是一句话，被吓了一跳的傅斯年立即赶到公署内，在得知管明棠的想法后，思索了整整一夜后，傅斯年方才接受这一职务。
“欲强国，必实行教育，管某是商人、是政客、是军人，于教育是外行，唯能从商人逐利，政客逐名、军人务实之角度兴办教育，成功与否切不得而知，然不试又岂能得知……”
直到现在，每每想到或提及那日管明棠与自己的谈话，傅斯年依然会不时的摇头轻叹，他就是这样被“哄”上贼船的。
“……就这样，我傅斯年被他管哲勤骗上了贼船，欲下而不得了！”
在说笑声中，傅斯年看着面前的彭百川这位自己从教育部强拉来的友人，教育委员会与其它部门不同，外国教育顾问，至多只能当个顾问，提出些许建议，真正能依靠的还是本土教育专长人士，他们更了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
“孟真兄，不是被骗，而是心甘情愿上当！”
彭百川一语点出傅斯年被“骗”的原因。
“论地方教育，全国初中高等教育以及乡村教育、扫盲教育，无出邯彰之左者，就是后来六战区，不到一年的时间，扫盲率就达到70，几十万识字士兵一边训练，一边在乡村协助扫盲，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友人曾写信告诉我在山东收复时，受伤的士兵一边养伤，一边就临近的村子里办起了扫盲班，一个士兵尚是如此，更何况是他们的长官。”
彭百川的赞叹，让傅斯年略点下头，这些年，他没佩服过几个人，但年不过三十的管明棠绝对算一个，不是因他人常道的他“无所不能”与“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