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科举制度的渊薮时期，科举的完善程度，自然不能和宋明相比。五代承袭唐制，而且因为战乱的关系，往往在文治方面比唐朝更加因陋就简、实用主义。
比如唐朝时候，还规定，中央直接管理的科举，只有贡举一次考试。而有资格参加贡举的人，必须是贡士。贡士的名额，一般是每个州府（相当于地级市）有资格举荐少则两三人、多则四五人的名额；至于贡士产生的方式，朝廷是不作强制性要求的，你可以是州府一级举行考试，也可以是由州的长官推荐博学鸿儒参加。
这就好比是后世候选人框定了的考试，在某帮港灿眼中，还不够敏猪。当然了，在隋唐时候，这种制度的存在，与隋唐的社会体系中门阀势族还未彻底瓦解有莫大的关系——门阀势族都允许你朝廷用科举考试取士了，你朝廷还好意思不给咱门阀势族在参考资格上一点优势么？而且，唐时科举制度虽然没有对州府选送贡士的手段进行明文规定，但是初唐和晚唐，实际操作上也大有不同，到了晚唐，贡士的产生环节，采取笔试方法的也越来越多。
后世一直到了宋朝，才对“举人”的产生手段做了明确规定——举人也必须是在州府通过笔试选拔，才能获取的资格。而且宋朝的举人比明朝要严格，宋朝的科举制只有秀才是一经考取终生有效，举人则只是当届有效，也就是说你秋闱中了举人之后，来年春闱没有考中进士，那么三年后你再次准备参加春闱之前，对不起，还要再考一遍秋闱。而不是和明朝那样考过了一次秋闱，此后终生就只要考春闱就行了。
历史上宋朝能够定下举人选拔考试的制度，其实和唐末五代的战乱是有关系的。五代十国的纷乱厮杀，把门阀势族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到了北宋立国的时候，天下已经没有了诗礼簪缨的世家，大家都是富不到三代的穷**丝。这时候推行打击了诗礼簪缨世家权益的新法，自然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话题扯的稍远了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过是想说明：如今南汉的科举考试，不过是沿袭了大唐旧制，而且因为这个时代的岭南文教不昌，读书人上得了台面的很少，但凡稍微有点实力的，基本上在所在的州府都可以档木偌觥
所以，在如今的南汉，是不存在诸如后世“秋闱”的考试的，只有一场春闱。而且相比于北方朝廷一般定在二月底或者三月初的春闱来说，岭南因为天气炎热，春闱的时间也就更早，往往正月底或者二月初就开始了，比北朝提前了一个月。
……
一个行色匆匆的白衫秀士，骑着一匹大青驴从兴王府西门进了城。只见他掏出手中一张被捏的皱巴巴的信函，又仔细看了一看上面的地址，随后找了个坊间的茶水铺字，要了一壶凉茶、一碗素面，慢慢饮食了之后，问明了信函上所书地址，这才重新去投亲靠友了。
须臾，那头大青驴便到了地头，那白衣秀士抬头一看，上面正是一块“邕州会馆”的匾额，便下驴上前，递了名帖。这时会馆内便恰有几个文士行出来，其中一个见到那白衣秀士，吓然问道：“哎呀，这不是白兄么？你可算是赶来了。今年咱广南西道的弟兄们，可是要在春闱中涨涨脸了。”
旁边两人不认得这白衣秀士，当下也好奇他身份，那白衣秀士便拱手揖了一下，算是行礼，随后风度翩翩地自我介绍道：“不才桂州贡士白璧喻，今年正当春闱，得友人相邀，考前来此盘桓数日，也好养精蓄锐，切磋学问。”
许是有人会诧异：桂州贡士，来这邕州会馆作甚？却不知道，当时的岭南之地，也是分为两道地界的，那就是广南东道和广南西道，大致上便相当于后世的广东省和广西省行政辖区范围。虽然当时的岭南地区都是学问比较渣渣的场所，不过矮子里面拔高个儿，还是可以分出高下之分的。
广东广西两地相比，广东至少还是汉人的聚居地，文化当然要优越一些。广西都是壮族侬族的羁縻州，汉人都找不出几个，读书自然是不行的了。所以每到科举的时候，各处州府举荐的贡士一堂会考，广南西道的士子往往会有全军覆没、铩羽而归的场景。偶有人得中的，也名次较低、数量稀少。
也正是因着如此，广西的汉人读书人往往更加“同仇敌忾”、替换抱团扎堆。今年这个白璧喻，乃是广南西道最北面桂州的人士，也就是相当于后世广西和湖南交界处的桂林。那地方当初是马楚地界，后来又被南唐统治。直到周太祖郭威三年的时候，武平军崛起、四国攻南唐时，南汉才分了一杯羹把桂州那地方彻底掌握了。
因为桂州原本是南唐的国土，又相对北方一些、汉人文教更甚，所以一融入广南西道的南汉国治下，广南西道的文官士子都憋了一口气，觉得桂州来的贡士肯定可以在今科贡举中得个好名次。桂州纳入南汉治下不久，桂州士子也没有在兴王府兴建会馆，所以也就被请到了邕州会馆一起歇宿切磋。
这种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南汉的文治形态。南汉虽然读书科举水平低，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优质文官可用。在高祖皇帝刘岩在位的时候，朝中治理地方的能臣还是不少的，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大唐末年的时候，岭南是唐廷流放罪官的流放地。这些被流放的官员，往往是唐末宦官政治中得罪了大太监才被流放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