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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的地方权力架构改革，原本就是一件逐渐堆积起来的问题，钱惟昱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已经思考了很久了，后来元德昭、孙晟、韩熙载寥寥数人也曾与闻，给出了一些参赞的意见。当然了，以钱惟昱的个性，乃至他基于不希望因为改革而损害军队战斗力的考虑，他肯定是不会效法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简单粗暴办法的——在前卫与看来，杯酒释兵权那就是给毫无历史性权威、暴发户式的君主使用的，吴越立国至今六七十年，当然不必和那些立国才几年的暴发户那样猴急吃相差了。
如今的吴越地方权力架构，基本上还是两个分省的节度使，乃至两广的都护府完成的，钱惟昱的三个伯叔分别执掌江西、福建乃至两广。原本权力还是比较均衡的，两广土地面积虽然大，但是在六七年前两广加起来人口户数和税赋基础也不一定比福建或者江西高多少。
但是这些年下来，因为两广地广人稀、开发潜力大，加上大搞水利设施、桑基鱼塘治理沼泽地、吸纳流民、对蛮族改土归流，外藩各个郡王当中，四伯父钱仁俊的势力便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平衡，渐渐有了一些和两浙的吴越国中央在财权人口上抗衡的潜力。只是因为吴越国如今也实施了类似于禁军-厢军的两级兵制，亲从都和北府兵、朝廷水师都在钱惟昱自己手上握着，四伯父才没什么威胁。
这种情况随着大理国的吞并，均势的破坏就进一步明显了——如今的广州都护府已经有了相当于后世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交趾）、云南（大理）四个省的地盘。纵然海南岛和台湾岛钱惟昱另外派了嫡系的海商官僚或者杨云娥一脉的官僚管理，分了一些势力，四伯父依然已经是绝对的吴越国内第一大藩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伯父因为半年多在烟瘴之地的奔波而得了热带病，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和则两利的事情了。
对于这种情况，钱惟昱自从继承吴越王位以来，三四年间的想法便是——首先，对吴越国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划分，一开始她准备用“路”这个宋朝出现的行政单位，来取代唐朝的“道”，后来一想反正“路”也是如今还没有出现的名词，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叫“省”好了。分出省后，目前已节度使和都护府为单位的组织便可以重新在规模上平衡一下。
另一方面，分省只是一个地盘和人口的重新规划，要想结束晚唐以来节度使当土皇帝不服中央号令的现状，还必须把兵权和行政权、人事任命权分开，在和平年代没有打仗的时候，连军队的后勤财政也要和军方主官分开——至于将领和士兵的定期换防，钱惟昱倒是觉得没必要做得那么绝，北宋后来被辽国西夏胖揍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任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措施都是自废武功的表现。
让将领在想要起异心造反的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拿到钱粮和军械补给，钱惟昱便觉得已经够了；尤其是他可以预见，他治下的吴越在进入火器时代的速度上会远快于历史上的北宋，甚至于说不定在他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到火器发展到平均相当于17世纪欧洲人的水平。只要军队进入了火器时代，哪怕是16、17世纪的火器，就可以让军队对于专业化后勤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到时候地方军队的长期作战所需军械和军械生产能力握在中央手上，将领和士兵熟络一些、战斗力强一些并不会威胁到朝廷。
粗略估算一下，将来的吴越国可以继续保留节度使这个官职；但是在节度使之外，要确保建立独立的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专管民政、财政，应当授予其调度节度使所统辖军队钱粮物资的权力；按察使以司法监督为主，监管吏部对应的官僚考功升降；如此权力拆分之下，晚唐以来节度使成为一方巨无霸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了。
只是，这一切既然准备做了，还是需要四伯父钱仁俊先提出来，钱惟昱才好顺势批准，把另外两个叔父也调到中央来，从此专心做他们的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为此，钱惟昱写了一道复函交给钟允章带回去。其中一方面准了钱仁俊所奏请的调回杭州养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暗授机宜，钱仁俊看到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