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邺城内兴起了一股流言，说是魏王要定国教，要在佛教和道教之间做出一个抉择，择其一为国教！
这全都是因为冉闵张贴出的一张布告，其中要重金悬赏三千名道士前往朝鲜半岛传教。这原本简简单单的一张布告，却在民间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冉闵如此推辞道教，难不成要定道教为国教吗？
要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佛道之争。
而在这个时候，佛道之间，隐隐有分庭抗礼的趋势。
在北方，老百姓们多信佛教，尤其是在原先羯赵的疆界之内，石勒和石虎这两位羯赵帝国的皇帝出于对统治的考虑，更是对佛教推崇备至。
而在南方，信道教的颇多。
汉末直到魏晋，战乱不断，没有几天安宁的日子。皇帝和拥有兵权的军阀杀起人来不眨眼。知识分子，即使是已经挤进统治阶层的，也感受到时世危难，活得战战兢兢。
早晨起来，摸摸脖子，脑袋还长在上面，谁知晚上会不会掉下来？他们再也不想去当一个好官，帮助皇帝治理百姓了。
还把这个作为人生理想和抱负，那才真叫傻瓜！活一天，乐一天，算一天吧！所以，士大夫阶层中的很多人都苟且偷生、及时行乐，甚至奢侈放纵、醉生梦死。
还有人到老子和庄子那里去找精神寄托，读老庄，谈老庄，清静无为呀，顺应自然呀，超脱世外呀，成了当时时髦的话题。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能不逆来顺受、随波逐流。活得难受，就只好用老庄的玄奥哲理安慰自己。
越是这样，越觉得生命可贵。庄子的学问很好，就是把生和死当成一回事，这个不能信。好像有一天早晨，大家醒过来，突然都记起来生命的可贵，于是写诗吟赋，抒发感慨。
什么“朝露”呀，“金石”呀，都是流行一时的用语。
早晨的露珠，太阳一晒就无影无踪，比喻生命短暂。
金属、矿石之类的东西倒耐得住时光流逝的消磨，可惜呀，“人寿不如金石固”！想点法子多活几天吧！很多人就专意留心各种养生之道。有的人想象，要是把金石的性质转移到人体，身体大概会变得跟金石一样不容易朽坏。
于是很多人就去找各种矿物来吃，最有名的叫“五石散”，是用赤石脂、紫石英等矿物石药作原料的方子。
在这种时代风气下，道教的发展自然受到影响。当然，道教迎合时尚的结果，也更加推进了时代风气。
张鲁投降曹操，受到优待，当了大官。官僚阶级中很多人跟着学道，五斗米道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
像晋国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属于世代为官的豪门大族，祖辈几代人都信仰五斗米道，大概也是从汉魏之际就开始了。五斗米道的名称很粗俗，后来不叫了，改为天师道。
在社会下层，几万户五斗米道民跟着张鲁北迁。太平道又因为遭受严酷镇压奄奄一息，五斗米道就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很多原来的普通信徒，进入内地后发展了一批人，就自封为祭酒。还有人势力大了，就自封为天师。
在民间传播的道教很多都参与了当时的农民起义。
曹操自己也有一些神仙思想。但对张鲁五斗米道这一套并不真信。他收降张鲁，容忍五斗米道生存，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实际上，他对道教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的两手政策。曹操也曾经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召聚到身边，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们，怕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
在官僚贵族和士大夫阶层传播的天师道，与神仙方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导致二者进一步合流。葛洪这样的道教思想家也就应运而生。
那么北方的佛教呢？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
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
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
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
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注意王度的“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可见虽然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开始传入华夏。
但在五胡乱华之前，佛教作为外来“胡教”入侵文化而一直受到汉族社会的强烈排斥，汉魏朝廷都明令汉人不得出家为僧，而只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也就是仅仅流行于旅华西域胡人之中，而汉人一律不得信仰佛教，因而在汉族中一直没有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
而到了五胡乱华时期，为了在文化上奴化汉族，石赵统治者大力推行佛教，并打破了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鼓励汉人改信佛教。
而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