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陈以勤帮忙这个点子，是李春芳出的，他这个人才能一般，原本政治野心倒也不大，但首辅毕竟是百官之长，坐过这个位置之后，没有人会想要主动让位。
李春芳当然也是如此，何况他自我感觉，首辅这个位置，最好不要是由高拱这种性格的人来做——锐意进取不是说不好，但过于锐意进取却未必是好事，毕竟朝廷大政明确之下，百官和和睦睦才是道理。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实李春芳对于赵贞吉和张居正也不甚满意，只是相对之下，赵贞吉好歹还记得大家都是徐阁老门下之人，对自己还算尊重，而张居正却竟然背弃师恩，跑去跟高拱搅和在了一起，这就让李春芳不喜了。
而且相对来说，李春芳对高拱不喜，还只是觉得他的性格不适合做首辅，张居正那边，李春芳不喜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觉得张居正心思阴沉狠毒，这种人做首辅会是灾难。
想当初徐阶致仕，李春芳以次辅升任首辅。而徐阶致仕时，“以家国之事”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张居正便虎视眈眈，觊觎相位，并及时呈上施政纲领《陈六事疏》，以便争得首揆席位。因此位居末辅的张居正从来不把首辅李春芳放在眼里，“视春芳蔑如也”。
“始阶以人言罢去，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计旦夕起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不久，李春芳便以亲老二疏乞休，帝皆不允。如此，张居正等待首辅之位的想望落空，然而等来的却是另一位资深气盛的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自负长辈而材，间呼居正‘张子’，有所语朝事，则曰‘唉，非尔少年辈所解’。江陵内恨，不复答。”张居正在阁深感孤立，视李春芳、赵贞吉为其仕途干进的最大障碍。于是张居正又走内线，“与中贵人李芳辈谋，召用高拱，俾领吏部，计以扼贞吉，而夺李春芳政。”此时正值隆庆觉得没有高拱在朝，自己很多事情都不如意，于是召高拱还阁为次辅，兼掌吏部事，于是高拱起复。
起复之后的高拱其实与李春芳并无直接冲突，若非要说有什么，那就是高拱在一些大事上的态度比较强硬，特别是在吏治问题上，一直十分严格。然而在李春芳看来，他既然身兼天官，在吏治上严格一点总算情有可原，只是在内阁议事之时说话不甚宛转，毕竟算不得大过。
而张居正则不同，李春芳虽然没什么脾气，但不代表没有眼力，张居正私底下的那些举动，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对于张居正的这些举动，李春芳其实颇为惋惜，觉得张居正在徐阶门下，只学到了“阴重不泄”，却未得其精髓，结果走上了邪路。
他当然更不会认为张居正跟高拱走得近是因为志趣相投，只会认为他们臭味相投。李春芳素来信心学，务虚已经成了习惯，当然看不惯高、张二人动辄变易祖制的做法，在他看来，只要天下官员人人坚持修养，不说举国君子，满朝君子之下，国家哪有不好的，根本不必费尽心力搞那些名堂。
赵贞吉听了李春芳的点子，也觉得刻不容缓，是得去联络一下陈以勤。
眼下局面越来越严重了，虽说高拱还朝之后已经两次主动上疏，说自己事权过甚，请求辞去吏部尚书，可连续两次，隆庆帝都是毫不犹豫的“不准”，这就很麻烦了。
赵贞吉也是心学门人，与李春芳一样，他也觉得朝廷内部团结大于一切，只要人人皆修君子之道，何必那么严苛？说句不客气的话，早年太祖时，吏治严苛到什么程度？那时候难道就天下清平喜乐了？
所以赵贞吉总觉得高拱对吏治的一些改革，都是闲得没事做，张扬自己的声威罢了，除了闹得百官胆战心惊，什么效果都不会有。
至于为什么李春芳只是出主意，而要赵贞吉去联络陈以勤，其实原因很简单：赵贞吉和陈以勤属于“乡党”，也就是二人都是四川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情况并非后世独有，历代为官者，都很容易因为同乡而形成乡党。
李春芳对赵贞吉道：“高、张有今日之势，无非昔年裕邸之旧情，圣上念旧而已。而松谷公(陈以勤号松谷)昔年亦裕邸旧臣，观我等今日之弱，所缺便在旧情二字。是以，若能说动松谷公与我等保持一致，内阁便能再获平衡。”
赵贞吉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陈以勤也曾经长期担任裕王讲官。而且他还知道陈以勤当年有为了保护裕王，曾经智斗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一大功绩。
世宗当时仅余二子在世，因此建有两个王邸，却不肯立太子，故对东宫太子位的争夺激烈。严嵩父子那是也有更换裕王“实际储君”之位的阴谋。有一天，严嵩派其子严世蕃问陈以勤：听说殿下近来有些迷惑，不知对他的老子说了些什么？
陈以勤以十分严肃的态度答道：“国本早就默定了。裕王生下来就取名载垕，垕者从后从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
因垕字是土字上有一后，后在远古是国君的称谓(无风注：夏朝的国君称“后”，故又称夏后氏。)，后在土上是表示君有大地。中国这块大地又被古人理想为九州、九域。故陈以勤将垕字作了上面的解释。
当时陈以勤接着又说：“其他王子殿下的讲官都是检讨担任，独裕王的讲官兼用了编修，这就是相辅的意思。裕王殿下还常说今首辅(即严嵩)是治国的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