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顺自度，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义军，虽以李顺军为核心，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各股来源涓流汇聚，李顺固然是领袖，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
于是，为了树立权威，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称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自称蜀王，改元建兴，置百官，分封将帅功臣。
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再兴兵马，大攻成都。与此同时，李顺又分兵四方，向外扩散，掠粮掠丁，没办法，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
但是，派往周边攻略的“蜀军”，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各州各县，官兵乡勇，都是竭力剿贼。显然，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北上的七万“蜀军”，被曹光实、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攻取剑阁，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
李顺称王的举动，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除了那些渴望着“封侯拜将”的泥腿子之外，没有人真心认同。
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休整武备，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甚至于，混乱无比的成都城，也被激起了一派“同仇敌忾”之心。
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谁也不敢保证，城破之后，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
因此，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更加强力，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严重阻滞其进攻。
事到紧急，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已经被布政使向德明给接过来了，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将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同时一点怨言也不敢发。
向德明甚至给守军划下了一道红线，失防者斩，怯战者斩，抗命者斩，但同时也表示，粮食管够，兵丁管够，武器管够。
这样的攻防之下，围绕着成都城垣展开的厮杀搏命有多残酷可想而知。死人，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从蜀乱爆发以来，哪天不在死人？
事实上，乱局发展到这等地步，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损失惨重的蜀中权贵、地主豪强们也在反思，而用无数流血与死亡换来统治阶级反思的贫苦百姓们，也不禁反思：
过去即便被盘剥，被压榨，哪怕卖身为奴，哪怕像狗一样，总是有机会活下去了。就是落草为寇，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狂热之下的暴戾手段，只会把仅有的安定与残存的希望尽数毁灭，最终将所有人埋葬，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到蜀乱后期，那些还跟着李顺进攻成都的，只是一群麻木的仅剩生存本能的野兽，传说中的锦官城，那铜墙铁壁之后，似乎就是希望所在，跨进成都城，就仿佛走进光明的未来。
只不过，这最后的妄想，也随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南下、西进彻底破灭，当起义军彻底陷入崩溃，连“蜀王”李顺也殁于阵中时，成都这座地处大西南的统治阶级最顽固的堡垒，依旧屹立耸峙，坚定如山。
只不过，刺破乌云的阳光照耀下，无数血肉浇筑过的城池，“艳丽”几可夺目，温暖的色调背后，是刺骨的寒冷
起义军的覆亡，可以说是一场自我的毁灭，就像是一道烟火，尽情释放之后，化为尘埃。
杨延昭大军南下，只经过大小四、五战，几十万叛军就崩溃了，当然，说是几十万难民，或许也没错。
相比之下，如何收拾那仿似被万千蝗虫祸害过的天府之国，如何安顿那些如蛊虫一般活下来的百姓抑或乱民，才是更为迫切，更为紧要，也更具挑战的事情
李顺之后，虽有余乱，但再难成气候，蜀中元气大伤，蜀民也再顾不得愤怒了，吃饭，活下去，还是第一要务。或许之后，再考虑重建家园？
雍熙二年夏四月初十，垂拱殿内，大汉皇帝刘旸依旧脊背挺拔地坐在御案后，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奏章。继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面容间的皱纹是愈显深了，身上的帝王气却也越发深重。
殿下，徐士廉、王旦、赵德芳三名内阁学士，都埋头伏案，仔细而认真地整理奏章，书写公文，场面严肃极了。
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内侍郑元走了进来，久待皇帝身边的人，从这些内侍脚步的频率都能判断出一些东西，虽然保持着手中的动作，但在场几臣或刻意或无意识地将余光瞥向郑元。
唯一不动如山的，还得是皇帝刘旸，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平复了下呼吸，郑元躬身长拜：“启禀官家，曹枢相殿外求见！”
刘旸终于抬起了头，目光凝视殿外方向，出声道：“宣！”
很快，曹彬那清癯的面容出现在众人视野，殿中包括皇帝刘旸在内都放下了手中活计，看着曹彬。
曹彬见礼，似乎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