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非常不理解杨天保，为何不沿用唐军军纪，非要自己创造一套与众不同的军纪。
杨天保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反问道：“大唐军纪严苛，然而，管用吗？”
薛仁贵愣住了，唐朝的军纪不能说不严，而且可以说非常残酷，对于犯错的士兵轻则打军棍，通常情况下都是一般都要集合部队，向将士们历数被打者的罪状，“噼哩啪啦”一顿军棍打完之后，当众验伤，再叫人抬回营房或拖下去埋了，以此求得“杀鸡给猴看”的治军效果。
然而，棍打过之后，轻者，皮开肉绽，举步维艰；重者，或终身残废，或一命鸣呼。
当然，军棍还是最轻的处罚方式，更严重的穿箭游营（用箭穿在犯错士兵的耳朵上），重则割耳割鼻甚至斩首，让人听着都害怕。
但是唐军的军纪仍然很糟糕，杀良冒功，或者说临阵不敌则降，这种事情出现太多，如果唐朝之军纪严明，侯君集与李道宗率领的四万余人马，就不会伤恨不及十分之一，马上溃败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犯没犯军纪完全是军官和将领说了算的，他说你没犯军纪，就算你劫掠乡里都没事，他说你犯了军纪，哪怕你什么坏事都没干，也是砍你没商量。
带兵的视军纪如儿戏的结果就是全军都视军纪如儿戏，“纪律严明”也就成了一句笑话。
就连如雷贯耳的程知节，一样屠城劫财。
杨天保当然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在制订军纪的时候尽量做到清晰明了，哪些行为会触犯军纪，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清清楚楚，让犯了军纪的人无话可说。
杨天保坚持废掉插箭游营、割耳割鼻这类不人道的惩罚，连军棍都很少打，改为罚扫军营、关禁闭和清退。
薛仁贵一再说这太轻了，大家都会不当一回事，他则认为军法不在严酷，重在执行，只要执行到位了，效果不会比割耳割鼻差的。
当然，他的军法并不是一味的宽松，劫掠乡里、杀良冒功、淫辱妇女这几条是底线，谁犯谁死，天王老子来求情都没用。
新的纪律一下来，所有人都哀声一片，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要生活在纪律中，吃饭睡觉都有人管啊，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打的菜吃不完，丢掉，这属于浪费食物，那么处罚错失就是饿，其他将士吃饭，你在旁边看着，除了喝水，其他东西一点也不准吃。丢弃一两，挨饿一天一夜，如果丢弃半斤两食物，准备饿八天吧。
还有随便大小便，在古代军纪中，根本就没有这一条，反正军中都是大老爷们，怎么解决生理问题，随便。
然而，在河源军的军纪中，这一点就是劳动改造，营房的公共厕所，负责打扫，直到抓住下一个犯错的人为止。
否则就等着打扫厕所一辈子吧。
比如，在军营中走动，二人成行，三人成列。乱走的下场，就是抄写军纪一百遍，也不管你识不识字，就算依葫芦画瓢，也必须完成军纪一百遍的抄写。当然，还有其他比如，关禁闭，从一天一夜到一个月不等。
杨天保的军纪虽然繁琐，非常复杂，不过却不是无理取闹，罚不罚，解决权不在军官，在于公理，执法队在执法的时候都是有据可依，让人心服口服，而非随心所欲。
看哪个不顺眼就整哪个，只要遵守军纪就不必担心挨整，比其他唐军部队强太多了。
比如现在，薛仁贵宣布落后的二百人不得食，如果像以前，将士们肯定会闹，现在他们非常平静。
提前跑回来的三百人，各加一个荤菜！
虽然说骑兵其实并不需要训练跑步，不过杨天保却有杨天保的目的，训练众将士的团队意识。
河源军新军的每个团都是三百人，落后的那团三百人只能得到一百人的饭菜，这样以来就会非常考验他们的人性。
同时，薛仁贵又宣布考核不以个人成绩为准，而是以团为单位，全团必须一人不落，要不然，哪怕二百九十九人跑到前五百之内，只有一人迟迟未到，计算的只是最晚上那名士兵的成绩。
这样以来，他们在跑步的时候，非常注意关照自己战友，而不是像窝蜂一样向前跑。
河源军独特传统在这样的军纪下养成了，以后无论战事多么残酷，多么被动，他们都不会丢下任何一个战友。
相对于高强度的武装越野赛跑，队列训练更能磨练将士们的意志。
杨天保也以身作则，在第一天上午，完全坚持下来的只有不到两千人，这其实已经超过了杨天保的预期，他以为河源军新军将士只能有十分之一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当然，正所谓穷文富武，能学会骑马的人，家境都不会太差，在唐朝初年虽然已经采取了科举制度，然而，这个时代开科取士的机率太低，大部分官员，依旧是世族门阀出身。
老百姓姓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功名马上取。
练武的基本功，就是站马步。虽然不像站军姿那样，但是比军姿更难。
河源军的新军训练，基本上早上二十里武装越野赛跑，上午和下午，站军姿和队形训练，至于什么战术、配合、统统没有。
这样的训练方式，薛仁贵依旧想不通。
杨天保笑道：“这些将士，都是身家清白，而且拥有一定的功夫底子，随便拉出一个人，给他弓箭，五十步之内不说百分之百命中目标，至少可以超过九成，什么刀法，枪法，人人可以耍得似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