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省长，从大的方面讲，定位不准。00k.c定位不准导致了经济发展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全省“一带两区”的定位是准的，全国经济的中部隆起带、粮食生产核心区、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区。但是各个市的定位大多是不准的。”罗观说道。
李明昌哦了一声，让罗观具体讲一些事例。
“商都市作为梳提出来比较高的目标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太高，太高就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近几年，商都市提出要大力招商引资，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河洛省作为内陆省份，区域不占优势，国际航线根本不足，打造国际大都市听起来很美。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商都市层层分任务、级级定指标。这样一来，造成了一个项目，好多单位分摊的现象，并且是不管是什么商，不管这个项目好不好，统统招过来。”罗观说道。
罗观举的例子让李明昌倒是没有想到。不要说商都市，就算是河洛省，包括省政府的副省长和办公厅的同志们，也都认为只要是有资金进入河洛省肯定就是好事。罗观举例说，比如说作为梳城市，招进来的项目一定避免“老大笨粗”，要以轻工业和服务业的项目为主，特别要防止像印染、皮革等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进入。
“招商引资要有规划、有目标，不能一轰而上。这个城市要发展什么，哪一块要发展什么，就必须招相应的项目。招商引资必须与城区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相一致。李省长，近年来，商都市哪一天不是在挖路，哪一天不是在破土？老百姓说，刨刨挖挖、弄俩花花。这种情况是有。但根本上说是规划执行不严肃。本来这个地方规划有两个商业区，现在你要变成三个，相应的配套设施就要变，于是城市到处开膛破肚就成了家常便饭。”罗观说道。
罗观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的山区贫困县，除了在文革时期搞过大炼钢铁，每个乡都有几个铁匠铺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居然提出要建设工业强县。
“小罗，你这也不对，贫困县为什么不能提这个？贫困县就应该贫困吗？”李明昌提出了疑问。
“李省长，**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贫困县提出建设工业强县，勇气可嘉，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贫困县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定方位、找出路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级以扶贫为由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贫困县的干部群众根本没有积极性。”罗观说道。
李明昌听到“**”二字，眉毛扬了扬，“继续说，大胆说。”
罗观索性放开了讲，如果真是得罪了李明昌，大不了不在官成了。此时的罗观，心里忽然生发出一种为民请命的豪迈。
罗观说道，现在贫困县干部群众每年指望的就是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逐年加大了对贫困县的转移支付力度，由于体制改革跟不上，存在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
第一个问题是转移支付“雁过拔毛”，路损严重。1997年中央对三农转移支付超过1500亿元，1999年超过2000亿元，按照7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280多，而罗观当县长时的旧野县，人均只有150多元。199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类扶贫资金350亿多元，1999年超过429亿元，按照国家公布的2600万贫困人口，人均1500多元，而旧野县人均只有 元。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路损”巨大，仅从旧野县来看，其“路损”更是高于全国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转移支付“权力寻租”。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环节上，大量存在着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现象，其共同的特点是让国家受损害而使部门获利。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分配环节上，存在着重复设置项目，多头审批，层层截留等严重问题。罗观说，他在南方周末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讨论的2003年中央转移支付的巨额资金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专项支付没有说明具体去向。由此导致一大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甚至直接向项目单位提取一定的所谓“管理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层层“把关”之后，几乎每一笔专款在每一次“把关”中都会出现10损耗。
第三个问题是转移支付“嫌贫爱富”。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蝎共服务能力差距，相反扩大了。经济发达地区财务情况好，经济落后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弱。按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合计计算，东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中部，中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西部。今年，河洛蜀得的财政补助只有140亿元，还不到粤东省的一半。
第四个问题是转移支付资金成了基层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啃，就是老百姓没得啃。到达县乡的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平衡县乡财政预算。到达农村的项目资金，大多都是干部主持对“资本家”招标，实际30元的项目，招标价格高达百元以上。
罗观提到了旧野县，在他去县里当县长之前，旧野县近10年间，一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1.6亿元，这里面包括财政贴息扶贫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这其中有60以上用于平衡